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在《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探讨权力与人性的电视剧里，创作者仍然在声嘶力竭高呼圣人——那位半夜三更骑着电瓶车赶到出事现场，力排众议爬上高处振臂一呼的“圣人”。仿佛中国无法摆脱的政治生态与腐败怪圈，就是因为一个圣人的不得志，以及一拨小人的为所欲为;仿佛帮助中国走出官官相护、全方位腐败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圣人站出来，把你们这些小人都办了。
于是陆毅这个伟光正的圣人继承者的形象，这个通过吹口哨、耍痞与颜值，来与我等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检察官形象，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呼之欲出了。
——我们比我们两千五百年前的祖宗，稍微进步那么一点点，都不可以吗?
费正清在1998年版的China: a New History中评论中国的皇帝制度：“首先，皇帝的角色是一种随意的，非理性的，无法预测的行为来源，而官员行为则是惯例化的，可预测的;官员寻求秩序，皇帝打破秩序。其次，皇帝被认为拥有主宰生与死的随意的与无限制的权力。罪犯没有权利，因为中国的政治理论里就没有权利的概念。第三，也是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君主任意处置官员的普遍接受。”
看似一出轰轰烈烈的正邪角逐，最后拼的不过是权力，背景，以及“上面有人”。侵吞股权如此明目张胆，拼的是上面有人。嫖娼嫖得如此势所必然，拼的是上面有人。反腐反得理直气壮气壮山河，拼的也不过是“上面有人”——啊，陆毅可是高检空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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