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考古学发展与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谈考古学发展与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郭明辉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如今，考古学发展与研究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不可避免但又影响自身发展前景的问题，尤其是在理论方法、工作方法和专业研究中面临着诸多困惑。文章针对考古学发展与研究中面临的一些问题简单谈了作者的个人看法。

关键词：考古学；发展；研究；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是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了仰韶遗址，之后也经历过兴建、停滞和飞速发展等阶段，而到今天中国考古学发展得如火如荼，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考古学发展与研究过程中，学科不断扩大和分化，内容不断丰富和提升，理论方法、工作方法和专业研究也不断结合时代特色进行吸收和创新，并能够极大限度地对外拓展，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深度、紧密合作，使考古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大。同时，在考古学发展与研究过程中，又面临着诸多不可避免但又影响自身发展前景的问题，如新时代下传统考古学的发展、学科内部研究的矛盾性以及工作方法上的缺陷等问题。

的，代价虽高，收获却颇丰富，而纯洁性的丧失已是不可挽回的了。”②但新方法体系的运用则导致和增加了研究结果的争议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甚至颠覆了许多以往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考古学学科的内部细分化和斗争性，不可避免地引起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针锋相对，学科的整体性也不复存在，尤其是科技考古的出现和发展。但科技考古也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其主要表现在获得信息的手段和分析研究的方法，尤其是相对微观层面的研究，已经不是以肉眼所能观察到的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考古学所能应付得了，科技考古也就随之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且自成体系。此外，考古学学科本身的发展除了表现为内部分化外，还表现为相关学科理论技术的引入和与其他学科的紧密合作，这不仅能够弥补学科自身的缺陷，还能借助其他学科的一些优势。无论是文史哲方面的学科，还是理工方面的学科，考古学大都有

新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的发展，给传统考古学带来了猛烈的冲击。传统考古学者习惯于利用比较“纯洁性”①的传统的方法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计量和观察尺度也仅限于肉眼、触觉和头脑分析。某些学者将其看作是“固步自封”，而这实则是传统考古学者在坚持近百年来形成的一种“学科意识”，是一种传承。考古学发展过程中，随着学科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同的内容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而诞生了许多新的子学科，也就是学科分化，而这本来就是学科发展的结果。学科内部分化，既能使相关学者更加专业化、精尖化，也能丰富考古学本身。当然，学科分化并不代表学科内部完全分割独立，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能相互学习和促进。这也正映射了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在其文章《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中所提到的观点：“考古学学科意识的扩展是以学科纯洁性的丧失为代价

考古学发展与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虽说绝对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存在，但对于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竟能有截然相反但又皆无过错的观点。比如在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夏代信史问题”，即便已有比较丰富且有力的材料和证据，但“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证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1]，所以至今仍无法完全确定答案。当然，这也关系到学科的严谨性。孙庆伟认为“关于夏代研究的要点是应以统一的标准对不同遗址的考古学遗存进行文化属性研究”[2]，“刻意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引入和学科之间的合作，这也反映了考古学的复杂性和易融性。

1　新时代下传统考古学的发展

2　学科内部研究的矛盾性

【作者简介】郭明辉（1993—），男，河南商水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先秦考古。

①②1973年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在《古物》XIV卷11期发表《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Archaeology—The Loss of Innocence）一文，陈铁梅先生1986年翻译成《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先后刊载于苏秉琦先生主编的《考古学文化（2）》（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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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以都邑遗址中王陵、文字等特殊类遗迹遗物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的方法早已偏离了考古学的轨道，因为考古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把这类遗迹遗物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体”[3]。许宏则言明应坚持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认为判断夏王朝的存在与否的先决条件是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他曾说：“鉴于信史时代的上限是甲骨文出现的殷墟时期，而此前的二里岗文化时期或早商时期仍属原史时代，商王朝下限是清楚的，而上限仍有待探索，无法定论。”[4]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证据，许宏甚至认为殷墟以前的时期或者说历史也是不确定的，虽然他也并未明确否认殷墟以前历史的存在。实际上，两位学者对于夏代信史的观点虽有不同，但也并无差错，只不过论据不同而已。所以，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就陡然凸显。诚然，前者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推理性，这也是众多考古学者的表现之一，“二重证据法”已泛用、外延、扩大到无文字的考古材料，相关研究也就进入了无法验证的推断和假说的范畴，面对此类现状，相关研究的成果也就不得不反复商榷了。不过，也不能说全无道理而言。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在批判的自我意识的主导下，通过严谨且正确的不同角度的逻辑论证，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这本身也是现如今考古学研究的特点之一，解释和说明、概念和理论成为争议的主题，进而也提高了逻辑学、认识论和理论思维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这在欧美考古学界表现最为突出。在严谨的批判意识的主导下，大多数欧美国家并不承认中国夏王朝的存在，但欧美考古人在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巴比伦等地区也存在相同的困惑。如有的古城可以通过偶然发现的城名碑等文字证据确定一座城市，也有很多古城因无文字出土而无法解决其性质归属。其实欧美考古界和中国历史考古界一样充满矛盾，对此类遗址一筹莫展。

3　工作方法上的缺陷

一般来说，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述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对考古学的解释：“考古学是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5]。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古学在任务和目标方面存在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全符合的矛盾状态，一方面要为了解决学术问题、学科项目、配合基建等任务进行考古发掘，一方面又将考古学目标定义为探索历史规律这一“无限甚至无解”的话题。与其说是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不如说是我们对于考古学学科任务的定义存在偏差，考古学的任务和目标原本应是多样性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

的。正如此，在工作上应以多样化的方法实现目标。如今的中国考古学存在一些显著特点：考古资源十分丰富，但不可再生且日渐减少；中国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大、速度快，但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偏低；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时常脱节，造成一定程度的考古资料损失；考古的对象过于局限性，眼界过于狭隘；各地文物考古机构垄断本地区考古资源和考古工作，造成考古行业内部的封闭、阻隔；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误解和矛盾等。这些特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虽说难以避免，但却时时刻刻制约着考古学的发展。这其中也体现了考古学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广大考古工作者为了维护考古学的“尊严”“独立性”和“相对纯洁性”等方面。因此，从考古学科永续发展角度看，走资源节约型的精细化道路，势在必行，“实验考古”是一种重要方法[6]。在考古学研究对象上，把考古的眼光放大到世界，这不仅仅是人员的国际化往来交流，还有国际间的考古合作。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美洲、中亚、东亚、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涉足，就是国际化的具体表现。而在考古行业内部的公开性上，各地文物考古机构应积极相互学习和合作，尤其是在科研、教学类考古发掘和跨地区大型基础建设中考古项目，并能够及时公开发表和共同探讨。实际上，考古学也要服务于人民群众。近些年的公众考古发展火热，许多文物考古机构开始积极开放发掘现场和文物库房，办讲座，开夏令营，出版普及读物，开设网络服务平台等，还努力创建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发展考古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并把为人民服务纳入学科任务目标中来，进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回报社会。

4　结语

在考古学发展与研究过程中，应积极应对自身的问题和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在坚持发展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充实学科体系，同时积极与其他相关学科交流、合作，互相促进。此外，要更加专注于学科本身的发展和提升，而不必局限于过多的条条框框，坚持学科的严谨性，有理有据地客观分析研究对象，且面对不同观点能够做到和而不同。■

参考文献

[1][2][3]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4]许宏.“共识”与“假说”——关于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都邑的新观点[N].中国文物报，2015-11-06.

[5]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6]杜金鹏.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常态[J].华夏考古，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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