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

咨询组负责人：童 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起 草 说 明

教育部委托我校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童兵教授负责起草高校“十五”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后，中心即向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15所大学的24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4位研究员征询意见，约请浙江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和武汉大学单波教授教授参加起草部分课题，并到浙江大学和上海大学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的研究教学人员对草案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修改稿经过由北京广播学院赵玉明教授为组长的评审组评审通过后，最后由童兵教授再次修改定稿。 征询意见的高校和专家有：

清华大学：熊澄宇 刘建明 李希光 北京广播学院：郭镇之 刘燕南 丁俊杰 金梦玉

中国新闻学院：郑保卫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力丹 尹韵公 孙旭培 闵大洪 复旦大学：李良荣 张国良 上海大学：戴元光 浙江大学：黄 旦 南京大学：丁柏铨 孟 建 武汉大学：单 波 石义彬 张 昆 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 兰州大学：段京肃 广西大学：曾建雄 暨南大学：吴文虎 黄匡宇 汕头大学：吴信训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2000年11月）

一、国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概况

“九五”期间，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进入“综合、反思、多元”发展时期，新闻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人类传播多个领域，学科整合的趋势日见明显。总的情况是：

（一）全面总结20世纪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状况，在全球化事业中深化新闻学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开始回顾和总结20世纪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状况及基本经验。在美国，学者们一方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技术角度，另一方面从具体典型的全球化新闻传播事业考察过去100年的世界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与大众传播》1997年秋季号以“媒介历史”为专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回顾审视20世纪媒介发展轨迹，该刊1998年夏季号以“媒介的社会角色”为专题，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问题报道、总统选举问题报道等作了深入分析。新闻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on）1995年出版《新闻的力量》一书，从新闻媒介与民主进程的互动关系展开对新闻史的叙述，被誉为美国新闻史的批判性研究成果。他的叙述虽然局限于美国，但反映的却是全球化的新闻问题。在欧洲，学者们关注20世纪欧洲新闻传播事业的焦点问题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新闻事业的进步，冷战及冷战后的东西欧新闻传播，局部战争中的新闻传播，商业化浪潮冲击下的新闻传播，文化帝国主义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东欧新闻体制的衍变，无国界电视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文化认同及国家主义冲突中的新闻传播等。

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从全球化视野观察和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的思路日益清晰，研究活动也不断拓展与深化。新闻学者墨尼尔（John C. Merrill）1995年主编的《全球新闻学：国际传播考察》（第三版）即是这一研究思路的具体体现。该书涉及全球媒介哲学、全球媒介体制比较、全球新闻的采集与流向、全球新闻自由、全球新闻伦理、全球广告与公共关系诸方面，并对西欧、东欧、中东、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北美的新闻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活动表明，西方新闻界正在为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作理论准备。

（二）全面反思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建构新闻学理论

世纪末，西方新闻学术界出现了全面检视新闻学理论的学术景观。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全面比较欧美新闻学理论研究，试图在变化了的媒介环境中实现两种理论研究的整合。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是，英国学者约翰·科纳（John Corner）、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和苏格兰学者菲力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邀请欧美著名传播学学者对媒介研究的进展作出评述，于1997年在伦敦和纽约两地推出的《国际媒介研究：批判性考察》一书，它所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北美和欧洲媒介研究状况比较，国家、市场和传播体制，媒介研究与媒介政策。其研究背景在于，随着80年代以来商业与技术浪潮的冲击，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逐渐被瓦解，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对欧洲媒介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公共服务和政府控制为重要特点的“旧秩序”，受到新科技的冲击以及跨国商业势力与欧洲形势变化的影响，同时新秩序的基本规约再经过受众、市场的考验，导引出欧洲新的媒介模式──私人和不同的市场机会构成的私人媒介与公共媒介的双元系统。这样，就自然产生了欧美新闻学理论的反思与整合。

第二，对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理论出路。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案例是，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伯里（William E. Berry）等人对曾经广泛流行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提出批判，于1995年出版《最后的权力：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在新闻学理论研究上开始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和两极思维的局限。其他比较典型的研究案例还有，批判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新闻与民主思想，以期真实地建构新闻的民主角色理论；批判埃默里（Edwin Emery）的新闻史观，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真实地呈现新闻媒介的历史地位；批判媒介效果理论的商业化内涵，在把握媒介效果的人性内容中重建媒介效果理论；反思20世纪的西方新闻自由观念、新闻伦理观、客观报道理念，以期达到对新闻媒介垄断时代的文化批判。

第三，全面清理并讨论有争议的新闻理论观点，进行新闻学理论的立体建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当推戈登（A. David Gordon）等人于1999年出版的《媒介伦理问题争论》，该书对媒介伦理中的相对与相反的理论命题及观点一一进行论辩，建构了立体化的媒介伦理观。

值得注意的是，互动的、灵活多样的新闻传播形式，文化与政治、市场与意识形态、传播者与接收者的多样化关系，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交叉，都给传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正进一步加速方法论的整合与创新。同时，20世纪末普遍存在的对媒介统治力量的焦虑和兴奋正在发展出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统治力量，一是在科学主义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理论和媒介社会学、媒介经济学、媒介管理学理论，为不断加强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力量更深的认同。

（三）关注新闻传播业运作机制和传播业务的改进，为新闻政策的制定、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新闻媒介的市场化产业化战略服务

西方新闻学者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机构、学术团体、商业部门、媒介和民间组织，因此，除了上述宏观研究，其大量研究成果是面向新闻传播业运作过程中的现实焦点问题。过去5年内，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新闻政策与法规研究，媒介集团化研究，新闻报道效果研究（如爱滋病问题报道、总统选举报道、公共事务报道等研究），媒介发展状况研究，新闻从业人员结构及职业道德状况研究，新闻报道与意识形态研究（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等研究），媒介环境与受众研究，新闻叙事风格研究，名记者研究，广告与公共关系研究，女记者与性骚扰研究，新闻报道与受众观念研究等。这些研究虽然比较零散，但为西方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打开了面向现实的发展道路。 （四）传播学的跨学科特征依然明显，学科整合的尝试正在进行

传播学的跨学科特征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按照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的说法，传播学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上车，也可以随时在这里下车。因此，传播学实际上存在于各种学科对于社会传播现象的研究之中。这种状况在“九五”期间并无大的变化，由此带来两方面趋势，第一个是研究的细化，许多学者按照自己的学科兴趣选择具体的课题或角度，近年来出现了方方面面冠以“××传播”的研究领域与成果。第二个是研究的庞杂，传播学几乎囊括了人类传播的所有方面，同时又涉及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诸个门类。与此同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阐述分析角度，整合各种传播学研究及其理论。在《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一书中，作者把不同类型的传播理论视为互有逻辑关系的“方言”，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传播学研究总体框架。在对传播思想史的追溯中，也开始摆脱原先所谓“四个先驱”（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库因）的传统看法，而是回溯到更为久远和广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比如《传播观念的历史》一书。这实际上把人类传播作为总的研究视角，以史为线索结合不同学科的一种努力。这种整合研究同样反映在一些教材上。自1995年以来所出版的教材中，有的就以“传播学一般理论”和“传播学情境理论”两个部分，把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包容其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验学派汲取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二者日益融合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经验学派的发祥地美国，批判学派的声音越来越响，影响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经验学派采用、吸收批判学派的研究视野，比如“把关人”研究，从原来的“个人把关”为重点，拓展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层面，把“个人”、“组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互有关联的“把关”层次进行分析，这此批判学派所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批判等视角十分接近。

（五）网络传播中新闻学研究关注的论题

“九五”期间，传播技术最突出的进步是网络传播的突飞猛进。新闻学研究对网络传播关注的论题是：网络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对新闻报道方式、新闻制作与消费方式、社会发展以及跨国和跨文化新闻传播、新闻信息流量与流向的调控等的深刻影响。在西方，新闻学家们一方面在实现着新闻学研究的文化与技术转向，另一方面又以文化与技术的名义推行着媒介帝国主义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些新的新闻学研究论题：网络传播与弱小国家与民族的信息自主权问题，媒介经济的全球化与新闻媒介帝国主义，网络传播中的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问题，跨文化传播，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等。此外，网络时代及世纪末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所呈现的传播主体的多极化、媒介角色的多元化以及强大的媒介统治力量，使得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性问题即新闻自由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西方新闻学者正日益关注的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旧问题，如媒介影响力问题，所有权和社会控制及公民权问题，媒介使用的社会心理问题等。在网络传播的新情况下，学者们还十分关注新的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文化冲击与文化多样化等新矛盾，对这些新矛盾的研究正在成为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这一时期这方面典型的研究案例是，《新闻与大众传播》1998年春季号开始的“网络的未来”专题讨论，凯里等著名学者从各种角度探讨了网络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法国学者马赫兹于1998年出版的《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描述了信息技术、信息和传播的趋同性及其在各种媒体（报刊、通讯社、广播和电视）中的应用，同时还研究了与信息和传播新技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如网络规范化、媒体对暴力的态度、妇女接触媒体等问题。

（六）网络传播中传播学研究关注的论题

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把传播学研究引向深入，主要论题有：网络传播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一研究基本属于效果研究。其中有的是对传播学的一些经典理论，如“把关人”、“议题设置”、“使用与满足”等在网络传播背景下的检验与扩展。有的则是直接的效果调查，比如“网络传播对于总统选举的影响”，“克隆事件在网络中是如何传播的”等。在网络传播时代，传播与全球化社会的关系及其可能性研究等一类问题，大致上与原先的“发展传播学”、“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融合在一起，目光主要聚集于网络传播与全球文化发展、网络传播与国际贸易、网络传播与国际政治民主化以及网络传播与妇女发展等具体的专题研究。

二、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研究生专业目录，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升为一级学科，列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标志着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新闻教育水平和新闻学学科建设水平总体上有重大提高，也预示着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在下个世纪将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据教育主管部门统计，到1996年底，经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新闻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共55所，专业点88个，在校生达9000人，教师1011人。1997年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在各地发展速度加快，据新闻教育学会的不完全统计，连同各地未经教育部备案的专业点，全国大约有120多个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学点。截止1998年年底，全国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硕士授予点35个，博士授予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形成了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齐全的办学格局。

“九五”期间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保障和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化。二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首先，新闻教育向学生系统传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对学科知识的普及是最为扎实的基础性工作。其次，学生们掌握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知识，一方面可以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充实和深化理论，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中提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水平。“九五”期间，学子们通过理论学习、科学研究和生产实习，撰写的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数以万计，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其中的一些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具有较好的水平，有的还填补了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空白。

新闻院校的教师，一般都具有较好的理论功底、较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外文和计算机的运用水平也较高，又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还有一定的时间和资料保证，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质量也较好。检索近五年来新闻学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发现在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含广播电视业务）、舆论学、大众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等领域，高校教学与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占总量的近70%，其中大量成果居领先地位。

“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国家教育部在普通高校设立了3个新闻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教育部社政司切实加强了对这些基地的科研指导与经费投入，相关院校也给予相应的经费设施投入，这3个基地制定了可行的科研规划和规章制度，集合了一批有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的科研人才。这些基地经过3至5年努力，将在过去的基础上，成为全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心和骨干。 （二）新闻学研究的新发展与新成果

“九五”期间，新闻学研究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方向发展，在新闻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闻学迎接知识经济与新科技革命，迈向21世纪打下了基础。 1、总结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一直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努力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和新运用，发表了一批系统评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以及邓拓、张闻天、陆定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贡献的学术论文，对经典作家关于党报、舆论导向、精神文明建设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一批论文集。 2、总结20世纪新闻传播、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历史经验

新闻传播事业、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在过去100年获得巨大发展，描述它们的发展轨迹，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基础性工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三卷出版，《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和《世界新闻传播一百年》等研究项目的完成，是这一研究的突出成果。“九五”期间的一些学术会议围绕这些主题展开，许多研究论文对中外新闻传播百年轨迹进行了回顾与评估，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3、在多维学术视野中拓宽加深新闻学系统研究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是否有学的争议被深入广泛的新闻学理论探讨所取代，寻求在多维学术视野中探讨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学与社会学、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等方面的交互研究的结果，产生了一批新闻边缘学科成果。以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为研究空间的一批基础性理论著作问世。在应用研究方面，“九五”期间已从不同报道门类、对象、方法的专题性研究，转为以名牌栏目、传播对象的多向文化反思，并展开了新一轮新闻业务原理体系的建构，一批以系统性与现代性为特色的新作出版。广播电视研究进入成果出版高潮，一大批对纪录片、专题片、主持人等专题性研究的著作先后发表。 4、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研究

“九五”期间，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播的新动向、新趋势、新问题等现实问题，并力求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他们围绕市场与导向、媒介集团化、非媒体资本进入媒体运作等重大问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一批论文。 5、开展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传播发展战略研究

对媒介发展战略的宏观性研究，是“九五”期间出现的新趋势。自1995年10月《中国贸易报》率先在网上发行电子版以后，中国新闻传播开始进入网络化发展新阶段。面对新的媒介技术环境和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激烈竞争，研究者们深入思考中国新闻传播发展的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召开多次学术会议，已有几本研究性著作问世。 6、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视野中加强比较新闻学研究

在政治、经济、技术的新变动和改革开放的新发展中，中国新闻传播业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在同海外新闻传播业的交流、合作与竞争中，研究者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新闻传媒的认识。这样，比较新闻学研究在“九五”期间有了新的发展，一批有质量的理论和史学新作问世，比较研究涉及的范围与对象也有很大拓展。西方新闻学的新成果引进出版也有所加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提供了学术资源。

7、大陆与台港澳新闻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深入发展

“九五”期间，实现了香港和澳门回归，大陆同台港澳新闻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有所加强。从互访、开会到对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 8、出版了一批面向21世纪的新闻学教材

在教育部有关主管部门指导和安排下，一些高校同出版部门合作，开始出版21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列新教材，其中不少教材经过专家论证，汲取90年代以来世界新闻传播学研究新成果，体例、内容与写法有不少新的特色。 （三）传播学研究的新发展与新成果

1995年以后一些高校开始招收传播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改设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

学与传播学并可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传播学的学术地位在中国得到正式确认，有力地推动了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正式设立传播学博士授予点，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等9校正式设立传播学硕士授予点。 1、传播学研究领域有所拓宽

中国自80年代初研究传播学以来，其研究重点主要是大众媒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属于大众传播学范围。“九五”期间，这种研究的单一化局面有所改变，开始从大众传播向其他层次传播，如人际传播、国际传播等领域拓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有意识地引进和翻译出版了不同类型的传播学著作，如中国社科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等，这些译丛不仅反映出我国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有了进一步拓展，而且将会对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我国学者编写的传播学著作，基本框架和内容有了不同以往的变革，不少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已超越了原先的大众传播范围。

2、传播学专题研究有所加强

“九五”期间出版了一批传播学专题类研究成果。其中有对中外传播思想的考察与评析，如《北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论》等；有对舆论现象的系统分析和阐述，如《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等；有从文化角度对传播学的研究，如《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关于受众与效果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新成果，如《广播电视受众学》、《媒介·人·现代化》等。专题类研究成果的增加，表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有了提高。 3、网络传播研究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热点

新传播技术始终是“九五”期间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九五”后两年，围绕着所谓“新媒体”或“第四媒体”的有关网络传播的论著纷纷问世，其数量之多，受众之广，远远超过了其他论题的相关著作。就整个研究内容看，已从最初的网络传播特点、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异同，逐渐向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与网络传播的互动）延伸，即由原先技术层面的探讨开始向社会文化层面延伸，这说明网络传播研究正日益深化。网络传播研究从总体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无疑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

4、传播学研究人员的构成有了显著变化

“九五”期间，传播学研究人员出现了明显变化，表现在：第一，中青年一代成为研究的主力。这一批研究者学历层次高，视野开阔，具有较好的外语功底，其中不少人有出国访问学者的经历。据统计，在1999年全国第六次传播学年会与会者中，45岁以下的占48.6%；博士和在读博士生占27.2%。第二，已有数位在国外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中青年学者回国任教。第三，有越来越多的非新闻学专业的（如文学、国际政治、语言学等）学者参与传播学研究。上述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在传播学研究中已经显示良好效果，研究领域的拓宽和专题类研究的增多，便是证据之一。 （四）“九五”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之不足

“九五”期间，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与问题，主要有： 1、结合新闻传播现实研究不够紧密

对新闻体制改革、新技术条件下对外新闻报道、新闻政策与新闻法规、媒介经营与管理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尚不尽人意，既缺少对媒介经营个案、媒介集团机制、收视率、制片人制度、节目资源共享等微观问题的细致研究成果，又缺少为现实服务、影响决策的战略性研究报告。

2、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不够系统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显得零散、滞后，更为欠缺的是抓住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解剖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

3、新闻学理论建设有待突破传统研究领域

这些年新闻学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突破传播研究领域，打破学术界限，进入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同时也有待进一步突破经验化的描述性研究模式，提高理论含量，为新闻改革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

4、比较新闻学研究有待广泛展开

比较新闻学研究不够全面、系统、广泛，具体说，缺少对欧洲新闻传播业和新闻学研究的了解，要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考察西方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研究，要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新闻思想资源。 5、新闻学研究有待加强交流合作

新闻学研究有待加强横向联合、校际联合，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研究条件，克服因经费、人员、资料、方法等限制而难以进行重大项目攻关的弊端，希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成立能在这方面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6、传播学基础研究仍显薄弱

传播学基础研究仍显薄弱，其一，对西方传播思想的系统译介、梳理和研究仍显不足，其二，对中国传播思想或观念系统梳理和研究太少，这样，使我们既不能知彼，也难以知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加强。 7、传播学应用研究有待深化

“九五”期间传播学应用研究，尤其是实证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已趋成熟，但仍有不少研究成果限于资料统计和特征描述，有影响的原创性发现几乎没有，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练或对策咨询层次，从而在总体上无助于传播学学科建设。 8、传播学科自身建设缺乏规划

在“九五”期间，传播学成为二级学科，但关于这一学科发展规划、研究重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未见有深入思考的研究成果。希望“十五”期间，以此作为重点研究课题，予以重视，有所突破。

三、“十五”期间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重点领域和重点课题

（一）“十五”重点研究领域

“十五”是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五年。在这五年里，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下，融中国传统传播思想资源、西方传播思想资源于一体，加强和完善新闻传播学自身建设，同时又要紧密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问题，为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从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状况以及未来新闻传播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十五”期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续呈现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使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二，突破传统的新闻学研究领域，加强对媒介经济、媒介新技术、新闻政策与法制、媒介体制、传播与社会发展、中外新闻学术交流等领域的研究。

第三，重视对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介入新闻传播的发展过程，特别要以很大的力量与资金投入到经济一体化对中国媒介市场的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中国东西部新闻交流与合作、新技术条件下的跨国跨文化传播问题的研究，以应对新闻传播全球化的挑战，适应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的需要。

第四，加强比较新闻学研究，并在引介、消化、吸收国外新闻传播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新闻传播业应对西方新闻传播业挑战，和我国正式加入两个人权国际公约后新的传播环境的战略性研究。

第五，促进横向联合和学科间的渗透，以重点科研基地为依托，提高对重大新闻传播项目的研究攻关能力。

第六，全面更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高校教材，使之适应新世纪与现代化需求，适应新世纪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使本科教材与研究生教材拉开档次，具有一定的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为新教材的编写提供理论支持。

根据以上预测，并针对“九五”期间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十五”期间高校的重点研究领域是：

1、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发展与中国新闻改革2、20世纪新闻传播的历史回顾 3、21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建构4、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 5、传播技术新发展和跨国跨文化传播6、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7、传播法制研究 8、传播伦理研究9、受众与效果研究10、新闻传播业务研究 （二）“十五”重点研究课题及简要论证

1、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发展与中国新闻改革

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角度看，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挖掘其现代意义，掌握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邓小平新闻理论，以其作为理论武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新闻改革中的新问题，对于坚持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发展新闻传播科学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推动中国新闻改革具有巨大实践价值。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邓小平新闻理论与中国新闻改革 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传播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在新时期的发展 2、20世纪新闻传播的历史回顾

20世纪是新闻传播业大发展的100年。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20世纪走过了从建立到发展的漫长路程，其间有许多经验与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对于新世纪新闻传播的发展和新闻传播学的深化，将是宝贵的理论资源。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世界新闻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含新闻事业、出版业、广告业） 20世纪新闻教育回顾 20世纪中外新闻传播业发展之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评析 3、21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建构

面对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面对新技术条件下的媒介环境，面对不断走向深入的新闻改革，必须突破旧的思维方法、研究领域和理论框架，重建科学的、理性的、现代的新闻传播理论，以适应21世纪新闻传播的新要求，这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新闻实践向前发展的需要。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发展趋势和战略研究 新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范畴和理论框架建构 新世纪中外新闻传播理论比较 传播学研究中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之比较 符号学与大众传播研究 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新闻传播学科方法论研究 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与网络新闻传播学建构 新世纪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研究 新世纪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研究

4、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媒介经济即被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在新的态势下，中国媒介经济将受到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如何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层面？我们应有哪些应对措施？中国媒介经济应遵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加强对媒介运作的现代化经营与管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中国媒介总量研究 中国媒介国际竞争力研究 中国媒介经济政策及其调整

入世后中国新闻传播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中国新闻媒介生态研究 中国电视制播分离研究 无线电视与有线电视整合经营研究 网络传播的经营模式及管理制度研究 媒介集团研究 跨地区和跨媒体经营研究

5、媒介技术新发展与跨国跨文化传播

传播技术的新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信息传播能力，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跨国或跨文化传播的新问题。我国正式加入人权国际公约后，新闻传播又将面临新的传播环境。面对挑战，我国应采取哪些对策与举措？这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课题。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研究 传播新技术发展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跨国或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跨国或跨文化传播中我国传播政策的调适 网络传播与青少年社会化问题 6、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

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着社会的健康运行，又促进着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发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在中国社会持续发展和中国西部大开发急需新闻传播领先发展的今天，认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和新闻传播对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新闻传播与生态环境保护 新闻传播与人口问题

欠发达地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对策 现代媒介传播行为与欠发达地区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调适 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新闻传播的作用及其改革 7、传播法制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反映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新闻传播事业必须依法调控。正在迅猛发展的网络传播亟待相应的法规调节。传播法制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在“十五”期间应切实加强。经过近20年酝酿讨论，中国新闻法和出版法有望在“十五”期间出台，因此，传播法制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领域。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的现状和任务 新闻传播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节 中外新闻传播法制比较研究 互联网建设中的法律问题 网络传播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一国两制与新闻政策

美国1996年电信法颁布后世界广播电视格局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 8、传播伦理研究

由于传播技术的步伐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往往比传播道德的步伐急促得多，中国新闻传播业面对着新的传播道德风险，不得不关注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以及传播过程中亟待调整的利益关系。因此，传播伦理研究，不仅重要而且迫切。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有较大进展，在国内则刚刚起步。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职业道德的失衡和传播伦理建设的任务 网络传播中的自律与他律 社会转型期中的新闻职业道德衍变研究 9、受众与效果研究

随着新闻改革和媒介竞争向纵深发展，受众和传播效果问题突现出来，如受众的权利及其保护，受众与利益集合体、兴趣集合体的交互性，受众心理特点及其把握，传播者的受众意识，传播效果的组成与分类，传播效果的测量，传播与舆论导向，正面报道与效果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新闻传播业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受众的利益及其法律保护 受众利益与新闻工作者的受众意识 新世纪中国电视观众的收视兴趣变化趋势 广告传播对儿童消费心理的影响 正面报道和批评揭露性报道的社会心理研究 10、新闻传播业务研究

在国内外新闻传播激烈竞争，特别是网络传播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新闻传播业务的改革与发展变得越来越迫切。新闻业务研究对于新闻传播业发展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深化，对于新闻文化、大众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针对现实社会需要，不同传媒的弱点和新闻改革的突破口，有重点、有选择地展开，并着力于业务经验研究的理论含量。 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有：

新传播技术下新闻的“采、写、编、评”研究 资讯内容及传播方式的数字化研究 对外报道的有效传播研究 电视节目形态、传播方式和栏目创新研究

广告创意研究 报纸发行研究 图片传播研究 新闻周刊研究 新闻传播市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