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
【注意】①题目自拟，观点自定。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60分
品·格
人品之于格调，犹如花之于瓶。花美，自有玉瓶相衬。而空得一只精致优雅之瓶，未必得一奇绝独美之花。
故有贞行高节之品，其文之格调必卓然清洁。而虚附格调之风雅，未可知其人品之高下。 抱朴子有言曰：“朱绿之藻，不秀于枯河。倾山之流，不发于涸源。资不厚，则其惠也不博。才不丰，则其辞也不赡。”没有高洁的人品，犹如干涸的河道，无源的山泉，怎么可能会有华丽的水藻，不尽的长河？古今中外，凡性情贞洁高尚之士，其文无不充满了生命的深邃。那是颜真卿的“政可守，不可不守”的宽原磅礴，是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坚定追求，是谭嗣同的激昂鲜血，是鲁迅的辛辣笔墨。这样卓然不群的格调，是铮铮风骨的再现，是人品操行的反映。
有不俗的人品，方可有不俗的格调。但竟有不凡自命风雅的斗方名士，以为有了不俗的格调便可逆推出自己“不俗”的人品。他们的可笑之处在于，格调的高雅与人品的清高之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等号。当年乾隆皇帝盛赞赵孟頫赵体之矫健流畅，认为其字“柔中自有镔铁骨”。郑板桥则不以为然，直言其字谄媚，“宋之降臣，何骨之有？”字且如此，人亦如是。那些投降失节的汉奸中，不乏有不同于俗的文章格调。他们纵有如此之格调，却依旧难觅半点不俗之人品。这份不称其人的反差，犹如明镜不幸遇嫫母，良砚不幸遇俗人，宝剑不幸遇庸将。实为格调之不幸也。
因此，格调与人品，用数学的推论方式来阐释，是单向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故与其附庸风雅地渴求一份格调的虚无外表，不如坚定不挠地精炼一份不俗的人格。在那段对人格人品的追逐之中，哪怕前行之路充满困难，黄沙漫天，荆棘刺足，你依旧会发现那份不同于俗的格调，只不过一直陪伴于你。而当你放弃人格，放弃操行时，这份不俗的格调，却已自顾自地离你而去，反差之大，只会使你继续咬牙坚持。
而当我们坚持这份人品，追求这份人品时，与这同来的，不仅仅是不俗的文章格调，还
有更多更深邃的生命意义。那是对生命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这份格调不再拘束于锦心绣口的文辞，而外化为整个生命，渗透这拥有不俗人品的灵魂。
粪虫至秽，化为蝉而饮露于秋风；腐草无光，变为萤而耀彩于夏月。于人品，心既写之，定能使格调化腐朽为神奇，臻于一份生命的淳真。
雨落花蕊，甘苦各现
写文如金圣叹先生曾说：雨落花蕊，甘苦各现；水入容器，方园自明。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忠实地表达着自己与内在世界的一致。 然而这种一致的自洽性是可以作伪的。古今中外，沽名钓誉者甚多，虚情假意者亦不乏，然而此高雅非真脱俗，只是扯着喉咙模仿他人。灼眼之下，东施之态，邯郸之姿，便一目了然了。
胡兰成与汪精卫，都是旧中国深负文才之士，前者惹张爱玲的青眼。后者也是留洋海外，为文直洌。然而在他们叛国之前，并非没有行为与文章中的表现，如同王维的辋川之作，看似清远超然，实则渴慕朝野，其高雅之真假，若与鲁迅的话、倪瞻的画相比便一目了然。可以说，作品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性格看似的背离，实则虚伪的矫饰，经不起推敲与比较。
张中行先生在《负喧谈话》中评价朱自清先生性情敦厚，行事澄明慢条斯礼，这与我们在《背景》中所想见的那个朱自清，在《荷塘月色》想见的那个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独步踱步的朱自清是一致的。先生一直嫌自己行事拖沓，希望形成雷厉风行的性格，然终不果，这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他始终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冷静的观察者，更非以奇诡辩论，波动跳跃的思维来让我们折服的斗士。这是每个人诚心正意行文行事必然的结果，如雨落心蕊，甘苦者观；水入容器，方圆自明。
世界如果显得凌乱不堪，是因为看他的眼睛凌乱不堪，因为读他的心凌乱不堪。这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爱默生所说的。一个人心中怀着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态度，世界就呈现出什么模样什么恣态，而再经过言语加工后的表达，自然就呈现怎样面貌与味道。
古之学也，入乎眼，著乎耳，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这便是说人的行为是与心里的观念学识互相协谐的。
林语堂先生在评价莎士比亚时说：对一个作家最高的评价，是他像大自然本身。他并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他只是观察、感受、记录并最终离开了。这似乎反对了作品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一致的观点。因为“天地无情”，往深里说，这却是个论题最好的佐证，作家要作到绝对客观，首先是摒弃了偏执与自我的偶然性的，尔后以绝对的冷静与疏离面对万物，才能做得到莎翁这样伟大。他是容器，却要以近乎无形，因此他的作品“豪华落尽见真淳”，他的性格是近似自然的公正与客观。如同一切美是无蔽的真理之显现，他的剧作便是他完整人格的映射，近几完美。
俗务，在诗人笔下便是诗，在哲人眼中即是思，在凡人看来仅是事。此间真意，真如才
子金圣叹所言，“雨落花蕊，甘苦各现；水入容器，方园自明”罢。
我手写我心
明代公安派作家有着这样的为文之风：“为文必独具一格，不拘性灵，非以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在我看来，这便是对“言为心声”的最好诠释。
你心中汩汩然流淌着的是什么，你笔下流淌出的也应是什么。怪侠金圣叹有二十四个“不亦快哉”流传于世，那便是他的心中所想着的人间愉快。但现今社会或者说是古今社会上总有艺术家不能使其为人与作品相称的现象，究其根源，原因大致分为两种。
一类是作家在虚名浮利之中失去了自我，沦为了全为稻粱谋的“作家”。李绅因为写《悯农》而闻名内外，却不想他后来竟成了一个奢侈无度的豪绅，他的为人也就不能与诗中所云相称。另一种情况便是难言了，虽有“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说，但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有时“鸣”却是极为困难的。李贺诗中雄奇的想象，奇诡的诗风看似另类，却恰恰包含了他怀才不遇之悲愤。至于晚唐李商隐，其眼中的蜡烛泣泪也是他的胸中之苦闷，只是无法直接诉诸笔端。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言，“大丈夫见意于篇籍，寄身于翰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附于后。”在科技发达言论自由的今天，我们应强调“我手写我心”，而不是无病呻吟或是穿蠹经史，一个现代公民应能够并且能够恰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文字指点江山。
现今社会已基本没有“难言”的限制，我们要做的便是守住一颗本真的心，不沉浸于蜗居虚名，而忘记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唤醒人类良知的作用。作家陈远曾在访谈中这样说道，美的本质是真，倘若过分追求美以致失了真，便背离了写作的方向，先有真后有美，我手倘若写的不是我心，而是一些矫揉造作的故事，那么美就不会存在于这些文字之中。
先为真人，后为真文，此美之所源也。韩愈笔下的李愿便为一真人，他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于是他成就了隐士的美名。我想，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且，这种真实的灵气也会通过文字展现出来。
我手写我心。长杯芳草，喜木美竹，皆可入心，皆可入文。不必拘泥于外在而含真，穿过重重花径，自有云白山青。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古言有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笔与文字都是人内心思考的外在反映，思考从心中流转到笔上，思想的味道也从纸上盎然而生。在我眼中，拥有高雅格调的诗文，它的作者也是一位身着白衣、飘然空灵的人吧。
翻开中华文化的长卷，各种文学瑰宝展现在我的眼前：“拔剑四顾心茫然”到“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李白追求内心的真实写照；“会当凌绝顶”到“恨别鸟惊心”是杜甫从年轻到
得年迈的沉郁；“此情无计可消除”是李清照柔弱的思念；“竹杖茫鞋轻胜马”是苏东坡看透人生的豁达。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拥有的无非是一颗赤诚之心，墨水像心头之血一般汇聚成文字洒在宣纸上，昭示着不同时光交给不同的人带来的不同感受，也昭示着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品味和格调。
我的老师、母亲都对我说过：文品即人品，没有一颗对文化的热爱与敬畏之心是很难创作出积极向上的作品，也唯有立足自身而心系天下，才能真正深刻体会到文字的力量，文字就是作者心灵的表达，在思维与文字的转换过程中，是很难再有人为这添加的。吕不韦曾写道：欲论人者必先自论。能够写出清水芙蓉般文字的人们，想必他们的心灵也是经过了污泥的阻塞与干扰，但仍然洁白无瑕，并保留了那一份难能可贵的静气吧。否则，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的绘心之笔，描绘出他们如此美妙的意境？
性情褊急则行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悟与淡然是无法被复制与模仿的。老子有句话叫：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在我的理解里，这同样适用于文字和思想的关系：一个总想着捷径，速成的人怎么能写出站得住脚、思想深远的文字呢？一个踮着脚的灵魂，怕是一推就倒下了吧，语言、文字是“文”，内心思想与灵魂便为“质”，文是很难掩盖质的，所谓文质彬彬，便是锦上添花，美上加美了。
如果没有海伦·凯勒那颗不屈与渴望光明的心，又怎么会有“像明天就要死去那样活着”的文字；如果没有魏征那颗忠诚善良的心，又怎么会有《谏太宗十思疏》中朗朗诤言；如果没有周国平那颗深邃而高远的心，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哲思洋溢在他的文字之间。这样看来，元好问的“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是不是失之偏颇了呢？
人的内心影响的更是一个人的思想、灵魂以及风吹过来带着的他的味道，这便是人最纯真的地方，改变不了的地方。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轻嗅文骨的芬芳
傅庚生先生在《中国文字欣赏举隅》中抛问：“后生学者，文与心道契否？”有人笔底波澜万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乐，文饰不堪，徇名逐利；有人天生洁癖，抱璞守真，留恋理想国；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烛照，敢放一把野火，泽被寰宇，笔谈间气吐霓虹！
“性灵彰道著，文骨载风仪。”这是梁漱溟先生《究于决颖论》中对我辈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诚有二律背反之意。我们这一代的写手，又该如何认识此间命题，如何安放自身，达到两者圆融之境界？
不可否认，作者格调趣味与作家人品背离并非罕见。艾布拉姆斯于《镜与灯——文学批评原论》中将其斥为“解密过程”，作者、载器、读者、时代四者循环返流，四元素也难以逃脱“横态性欺瞒”。冷眼旁观，《被禁锢的苦恼》中朱沃什·切瓦夫执借鹰隼双目，锐意指出集权时代俄罗斯作家沦为“夜莺群像”，文骨分崩离析，人格成为悲剧附庸；纵观中国文
脉史，沈括著《梦溪笔谈》，可谓等身煌煌，但却在政坛迷雾中堕落朽垮，鬻声于物，为苏轼的坎坷仕途复添艰险。究其根源，这些作者并非将心魂血肉潜入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文字作为可耻的工具，即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横态木偶”。毫无敬畏，毫无热忱，毫无神圣与崇高，他们就像敏锐而贪婪的渔夫，慢慢拉起渔网，渴望从虚空中找出某种宝物。文章为其操纵奴役，其本身复为功名利禄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讽刺与侮辱。
我们这一代，又该如何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达臻“真文学”的艺术之境？我以为一在读者，读者可谓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着清醒与镇定，不被妖艳可人的文辞灼作而眩晕，可以借鹰隼锐利之眼，剖开艺术的真境实例。北大有个传统，叫“沉潜”，沉入艺术的源头根蒂，潜进人生的幽微百态，从而抵达人品文品熔为一炉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潜”，便能拨开重烟迷障，直与作者对话。
二在写手，即我们本身。就像《中国哲学史》中胡适先生所说：“文”道不是漂亮虚荣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呐喊与沉思。这声呐喊，理应震撼天地，就应发聩蒙昧之心，我们在屈瑞林大师《真挚与诚实》中听见，我们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失落天真”里听见，《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声、风，趁筋骨未钝、腕血未冷，向世间问一问来此的意义，不正是我们的写照？
父亲曾笑谈，年轻的夜晚，躺在床上浑身颤栗，想到什么半夜摸黑点起蜡烛，光着膀子抓起笔就写，我从小便“雄心勃勃”想成为作家，每当获得师长的肯定，外面的嘉奖，父亲总要提醒我不能让文骨背离了人的风仪，拿出季羡林研究吐火罗文的真挚，陈寅恪力挽史澜的魄力，梁启超冰鉴灼灼的温度，感化他人，圆满自身，所以说是“几时借得冲霄浪，虽死望峰亦从容”。
行文至此，轻嗅文骨的芬芳，诗人的声音也不必低吟： 爬学史乘扶丛残，文章存轶堪颠沛。 抛弃诗兴青云见，自誓夜阑热肠心。 足跟踏破关山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龙泉隐箧锋未减，势将重掌扫烟冥！
作品显人品
塞谬尔·厄尔曼说：“每个人笔尖流淌出的墨汁香味色泽定是迥异的”。为何？在我看来，这是因“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一个人的作品定会受其性情影响，也即作品显人品。
身处荒野的植株往往扎根深层，身处热带雨林常常枝繁叶茂，这与作品与人品的关系极为类似——性情褊急之人往往成局促之文，品性澄淡之人常常就悠远之作。作品是果，而人品是因，人品优劣时常决定作品雅俗。因而，作品的格调趣味确是与作者人品一致。
作品显露出的情感基调往往是作者世事经历的写照，是其情性之反射。这一点，我在画
师德加身上深有感触。德加的画热烈而奔放，那些丰盈的跳舞女，藕似的臂，在黑暗的夜里，在亮光的台上，似天鹅群舞，又仿佛是忧伤乱舞。初见他的画，便觉他是个隐秘之人。心中太多似远处诉说。之后的了解让我潜入其内心，那是被黑暗驱赶着的心——而他执著将其赶往光明！他的作品虽说不上展示了他的历经世事，却着实显露出德加内心忧伤而执著的一面。
大家作品如此，小众作品亦然。脑瘫诗人余秀华出版新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记录描绘了日常生活和心态情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坚强不懈，对命运不公的负隅顽抗，更有着积极处世的乐观心态！一个人的作品，往往被倾注作者的情感与血液，往往随着作者灵魂的灵动而跳跃，往往因显出作者人品而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作品显人品，这需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掺刻意掩饰之嫌。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有言“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我想，“失真”之作必是经刻意雕琢之笔，这雕琢，或是包含掩瑕，或是囊括作假，自然地，作品便并非是“我手写我心”，不能显露人品。
既是作品显人品，那么我们确是应留心修养操持自身性情人品，方能于笔尖流淌芳香
千笔墨来。正如玛利亚·杜埃尼拉斯说的：“我不愿让我身上的伤痕变得毫无意义，我
的坚持与原宥，都要用写作保留下来。”可见，好的人品才能成就遗留在世永不被弃的亘古佳作。
以心写文成作，则作品显人品。
言为心声
古语有云：“言为心声。”我以为此言得之。一部作品不仅能反映作者的性情，更是对其人品的投射。
回顾漫漫历史长河，从《荷马史诗》到《红楼梦》，从《忏悔录》到《史记》，没有一部作品不是作者忍受了巨大的艰难困苦，只身潜入生命的深处后潜心创作的。时间无法蒸发掉其血肉的蒸气，因而经典不朽。波伊提乌斯在被执行死刑前被困于逼仄的牢狱中，但他仍没有放弃对真理、对秩序的追寻与探索，而是将自己从肉身的痛苦中超拔出来，拉开了与世俗的距离，创作出了不朽巨著《哲学的慰藉》。我钦佩这些作品，它们带给人们知识的启蒙，使人们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世界，而我更钦佩这些作家，在他们创作途中有何其多的理由阻挡着他们通向自己的理想之乡，而他们却凭着坚忍之志和不灭信念破解了《俄狄浦斯王》中“人生而为命运的人质”这一悲剧，扼住了命运的咽喉，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作品的格调往往与作者的品性和灵魂的高度保有一致性。
再看当下，刘再复说这是一个“矮人时代”，人们为了权力、金钱、名利拼命缩小身躯钻向社会的塔尖。权力和意识的山头林林总总，使我们艰于呼吸视听。于是我们不难看到，《霸王别姬》之后再无陈凯歌，张艺谋的《归来》成为他的归去，冯氏幽默后满是讽刺与无奈。如今的文艺市场，看似风生水起，电影院场场满座、一票难求，书店从来不乏畅销书籍，
而若于这热闹下持一冷眼，便会发现，人们端着的，不过是一只只自慰的空碗罢了。言为心声，文艺作品的庸俗化，无疑是作家本人的庸俗化。那些看似“高端”、有格调的作品，竟也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商业气息。
时代大潮泥沙俱下，淹没或深刻或尖锐的“异者”，有人迷失，有人坚守，此刻，拥有保有本心，背负众人而启迪，不随波逐流的淑世精神显得弥足珍贵。莫言说：“一个作家要有一些糊涂。”他指的是对名利的不刻意追求，不汲汲于富贵，正是他的内心自觉有所依，让他在这样纷繁浮躁的社会中仍保有本性，不以物累形，而他的作品，同样是原汁原味，文如其人。
昔者王阳明先生有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是以喟叹自我认知、自我救赎之难。我想，言为心声，只有每位作家破解自己心中的“贼”，不让他盗走你的本心、良知，那么自然会有经典作品的涌现，而作家自然能到达那个他们念兹在兹、无日或忘的理想之乡。
言不总为心声
曾有过彻夜通读林语堂睡眼惺忪仍不释卷的经历，深陷于其灵活的语言魅力之中而回昧无穷。可当后来一次偶然读到的一则旧闻，作为大学校长的林语堂也曾做过私吞公款之事。所有的肃然敬意轰然坍塌。我们长期持有的认知总是“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而往往对喜爱的文学家、艺术家抱有最高的期望与崇敬，认为高雅作品必是出自淤泥而不染的大师之手。而如我这般浅薄的风识，却使我们陷入个误区，喜爱某位作家，便容不得他有任何污点。一旦有某不为人知的消息暴露，我们极易倒戈，从崇拜到啐然骂之。
然而其实，作者的主观认识与作品的真正价值关系不大。伟大的作品也不拘泥于作者必然高尚的品质。仅管知道张爱玲曾为金钱而写作，可我们即使带着这样的偏见去阅读，也仍能震憾于其对现实的不满意，对爱情的卑微追求；仍能羡慕而崇敬于其为金钱写作而能使文字超脱于金钱的巨大的魅力。难道我们仅能因她为金钱的写作动机而拒绝这样浑然天成的文字吗？
再者，我们深谙哲学的变化发展，文学家在变化成长，文学作品也在变化成长。我们不能因文学家曾有过一段不美好的历史而忽视他后来的不懈努力与改变。格拉斯写过一本自述散文集《洋葱集》，里面有他沉重而恳切的自省：他早年时当过党卫军。然而他始终为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误而耻辱，而不安，想要用自己的笔来弥补。“回忆就像洋葱，每剥一层就有东西显露出来，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我们该庆幸，这样一位严肃文学巨人能以如此恳切的态度与他年轻时并不光彩的人品说告别。而当艺术家、文学家们在变化，在为原来的历史作改变时，我们读者怎能不变化发展呢？
因此，言是不总为心声的。作为读者，我们不能拘泥于作者人品好坏，不能被其作品格调趣味与人品是否相符而充塞整个眼界。若先前对作者嫌恶万分，而读其作品感受其与昭著臭名的截然不迥，自然会有一翻新的视角与感知。若怀揣崇敬去读，但有所失望，我们也能
于阅读中找到对作者新的认识与全面的评价。言不总为心声，但总有作家在努力使言为心声，也有艺术家始终坚持这种看似不和谐的和谐。但无论哪种情况，当读者摆正这种对作者的心态，就必然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国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薄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点评：
观点辩证。对于人品与作品，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而作了理性的思考：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这种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跳出二者关系本身，显得冷静，客观，充满理性的思辨色彩。
层次鲜明。文章从作品反映其人品起笔，接着反转一笔：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在此基础上，作者往前推进一步：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作者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展开论证，不游离，不枝蔓，并靠论证带动材料，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一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惧白堕春醪。”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你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庄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行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如“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胁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胞弟，在时光的磨蚀下恣意成长，从一个方面，我们得以窥见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问曾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格调与其品性的背离，有时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挣扎，或是反其道愈见其力。顾城的诗天真纯朴，他却亲手杀死妻子；梵高的画绚丽奔放，他却癫狂割下左耳。我们能说他们的品性恶劣、思想卑劣吗？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在报之以歌后，内心的苦苦挣扎或蒙蔽我纯洁的心，而内心会在我手遗留中卓然于世。卢梭在《忏悔录》中极尽猥琐之能事，而谁又能否认他卓然脱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与人当面的背离，实则乃内心更坚定的追索啊！
当今社会人们热捧的“雅作”，却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无知，而耻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浑不知其作品华美天成、淳朴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坚信，那些枯灯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剑指连营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畏惧，定会与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巅。
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在这急景流年的时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之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做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殊途同归
青瓷缸中戎戎水影，养的是水仙清丽；污泥塘里深深沼洼，养的是白莲洁净。倘若人品是哺育艺术的土壤，为何白莲见不到泥土色，闻不见土壤气？性情急徐固然可从字里行间略窥几许，而人品一说，实难揣测。然而我们欣赏艺术，并非一定要读作者生年，只要骨子里渴望开出一朵好花。
“诗歌只与诗人有关的想法反诗歌。”马尔克思如是说。尤其到了革命时，艺术的种子似乎满战场撒播。犹记得铿锵的《马赛曲》响彻巴黎，《自由引导人民》的画作擎起战旗，
然而法国国歌作曲词者鲁热，不过是个上尉，甚至在战争的后程抵触革命，像个懦夫一样度完余生；画家德拉克洛瓦倒是“法国革命的种子”，自信勇敢，连素描的笔触都不愿收敛，作品的格调趣味惊人地一致，可性情人品确是云泥之别，可见艺术，从不是人品忠实的镜子。然而我想，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必有其唯一的批判标准。肥沃的黑土，美丽的红壤乃至贫瘠的黄泥，因为一致的追求，都能生长出哺育人性的大麦、稻谷与青稞。
作品的格调趣味未必与人品一致，却一定与内心的追求吻合，国家危亡之时，懦夫鲁热的笔下也流淌出了“向前，向前，祖国的儿子！”这般的字眼，而在浩瀚的宇宙真理面前，好与人计较、抬杠的牛顿才俯首为真理海边拾贝的孩子；方案的殿堂前，口吃敏感的毛姆滔滔不绝，语带机锋；书法的恣意中，好顺手偷人字画的米芾潇洒挥毫，尽是大家之风。
因为追求了共同的自由、真理与美，作品才被称为艺术，而追求，从来不由人品决定，忠实于内心的艺术家当然可以字如其人，言为心声，而被生活的苟且压弯了腰，被人性的阴暗绊住了脚，依然追求着正直与光明，不正是艺术最强烈痛苦的诗意吗？
北大教授孔庆东近日发微博称莫言常说的家境没落，常日饥寒全是谎言，还附图一张，上头的小莫言穿着棉袄，虎头虎脑，很是可爱。所以我们该要求艺术家什么呢？村上春树说：“我们是一群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的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人品很难达到一致，但我们可以在虚构中要求真诚，那是一颗热忱地为人类共同的光明挣扎的心。莫言的村庄充满了人性的残酷与温暖，既然有所收获，便不必苛责作者的童年是否充满谎言。诚如不必劝凡·高戒酒，让鲁迅戒烟，要知道他们都是脚踩在污泥之中，而把手伸向满天星辰的人啊！我们自己都是这般口是心非，便只顾欣赏艺术，何苦纠缠于多变的人品。
艺术家一生都在难以实现的格调与人品的一致中挣扎，而它们因为同样高尚的追求觅得一致的归途。
我虽然知道这条路难找也难走，但也愿南辕北辙。我希望有追求引路，让我的文字、我的人品携手并肩，一同前行。
那是不同人品，一致而永恒的归途。
笔下的真实与真心
“功名之士，必不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为敦庞大雅之响。”叶燮曾这样写过。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家善于从自身的生活出发，去发现这美丽的世界。世界观的不同带来了创作心态的迥异，作为思维外化形式的作品也因此有了不一样的格调。
《纽约时报》在采访海明威时问及他最好的写作状态。海明威回答说：“最好的写作一定来自于我爱的时候。”创作是灵感和笔尖的激烈触碰，强烈的情感奔涌而出。当创作者归
于平静，搁下笔，却仍能看见作品里正翻涌的温柔与热烈。唯其如此，创作才有了艺术的品格，笔下才有了能透视创作者心灵的真实。
在南美洲反体制主义者长长的名单中，加莱亚诺无疑是殿堂级的人物。这个被称为“南美洲的良心”的作家，以火一般的热情和执著，发出对现实最有力的叩问。“我为那些不能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为不识字以及没办法的人写作。”他用笔尖温暖了南美洲的底层人民，又用目光毫不留情地鞭挞全球化下被人们忽视的暴戾与野蛮。加莱亚诺的文字永远充满战斗的激情，正如他的作品名《南美洲——被切口的血管》。而加莱亚诺本人，也是一位倔强、顽强、勇毅的战斗者，正是心里从未熄灭的火光，让他的作品有了温度，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他笔下的真实与真心，印证了“文如其人”这个词，也给世界文坛留下不朽传奇。
激昂的斗士留下战斗的呼告，而那些坚守内心的人，也在用文字塑造着另一个自己。文学大师木心先生淡泊致远，一直走在向内心朝圣的旅途。他喜欢从前含蓄的美好也一直竭力去守护那种美好，正如他在《从前慢》中写下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他的笔下，涌出的是清明的心境与追求；又如杨绛，虽历经苦难却从未放弃，亲人离去也能勇敢面对，她的纯粹和坚韧，从她纯净、“如初生婴儿”的文字中流露。
真正领悟艺术的人，定会懂得真情实感之于艺术的价值，也了悟自己的生命体验是何其珍贵。艺术是一种反映，一种途径，让我们窥见作者心内涌动的波澜和曾经历的悲欢。
违背心志写下、画下的“成品”，是手的产品，而非心的创造。因此，从一开始，没有情感没有体验的“成品”，就不能算是艺术。
请在你爱的时候，用心写下画下一些东西，不论是停泊于温柔港湾的细沙，还是清朗高远的明月。要知道，你笔下的真实与真心，在未来便成了你心境志趣的证据。
似曾相识燕归来
现代刑侦理论中总有凭笔迹辨人一说，因为一个人再怎么隐藏、伪装，流在骨中的血脉是不变的，而笔迹如是，文章亦如此，于书山稗海中沉潜含玩，钩沉觉隐，一旦发而为文，纵有千万般隐匿修饰，字里行间总是风流个性，不可抑勒。
普鲁斯特早年时发表过一些小说与评论，纵然与举世闻名《追忆》一文相差颇多，不论
从语气还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细品味，他那对于细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终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里。“气味与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它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撑起回忆的巨厦”。他的风格就如同他的气味，别人模仿不来，他也去除不了，无论是什么内容，挥之不去的总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所以，否认是作家还是平凡人，一旦拿着笔写下字，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思维、人格的一部分展现出来，而历史洪流可以湮没人的生理性存在，却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传递思考与精神的最好载体，即使手稿丢失，复本重印，一个人留在文章中深层次的精华却会在时间的积淀下长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戏弄人世，隐藏自我，句式可以转换，语气可能颠覆，但墨字中埋藏的个性和独有的特点总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值得我们玩味深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大师大多在时间上离我们遥远，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彰显其风骨的经典之作，他们又怎能令我们无端钦慕？“似曾相识”的绝不只是表达方式，而包括一个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独特的“掌纹”。
就像伍尔芙自然流露的女权主义思想，哪怕在《墙上的斑点》中也略有体现，而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细致与抑郁即使在这样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诗歌风琴的手摇柄，而你要为你爱的生活而生”一阙情诗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说大先生的战斗、批判与血性。艾略特的哲学思考与反省，“山的那边 雷声轰鸣”。就算是当年法国一位著名批评家模仿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笔法挑战意识流小说，大众仍能从一个个细微之处看出他的独有风格。毕竟，“似曾相识”不只是普通的一个词语，它能让人们循着气味，找到当年给你以震撼的那只燕来，无论它是否回归熟悉之感早已汇入骨血，化为纯酿，让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
纪伯伦曾写道：“死亡改变的只是覆盖在我们脸上的面具，农夫依然是农夫，林居者依旧是林居者，而将歌声溶入微风中的人，他依然会对着运转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层思考就如同那个歌唱微风的人，无论面具怎么多样，你仍然可以看见那最本质的东西，毕竟“似曾相识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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