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７卷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２月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１．２７ 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５ 转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特征 与发展逻辑 郇 雷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逻辑的盛行，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分化状态，加深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困 局。现代国家的成熟以形成能为治理提供有效支持的整合性意识形态体系为前提，因而，中国意识形态 转型既要回应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又要以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引导社会的良性发展。转型的关键在于有 效析分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并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效整合，形成精致化的先进 意识形态体系。 关键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转型中国；现代国家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５３３（２０１５）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７５／ｊ．ｃｎｋｉ．ｇｄｘｚ．２０１５．Ｏ１．００７ ３—ｏ６ 意识形态是一种有机构成的复杂社会观念综合体。一般而言，我们可从两种层面上使用意识 形态概念，一种是将意识形态看成社会现实的价值体现和理论反映，一种是将意识形态视为形成 社会认同、整合社会差异、影响政治发展的积极性力量。两种意识形态概念的互动构成了理论价 值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主导地位。在一段时期内，中 国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初步实现了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 国家建设的目标。但是，原有意识形态体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僵化性理解无法为社会经济的长期 发展提供指导，反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经济秩序的紊乱。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意识 形态地位受到挑战。随转型社会而确立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又无法解决内部连续性与灵活性之间 的张力。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临双重危险，一是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历史 虚无主义，即否认或歪曲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甚至是通过建构虚假历史，或利用片面、虚构的 现实来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流地位，意欲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来实现某种政治 目的。二是僵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主要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教条化，否认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性特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束之高阁，脱离于国家发展实际和人民日常生 活，从而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要应对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质疑压力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就要对我国现 有的意识形态体制状况作出总体性反思。从发展政治学上看，意识形态主要解决民族国家内部的 收稿日期：２Ｏ１４—１０—１７ 作者简介：郇雷（１９８７一），男，山东潍坊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主理 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４３ 社会整合和政权合法性问题。因此，在系统反思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与现代社会运行规则相适应的 意识形态体系应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所具备的必要能力。在政治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问题非但没 有终结，反而显得极其重要。 一、意识形态建设与现代国家 、 早在１９世纪，法国学者特拉西就发现了作为“系统的观念”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社会实践所 存在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可通过感觉的还原检验得到一套有根据的真实可靠的观念，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使得法国成为理性和科学的社会。很明显，特拉西所提出的“意识 形态”概念具有政治启蒙含义，他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的观念”借以反对传统的经 院哲学和神学观念，并包含以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为核心的共和主义见解。‘２ 由于同拿破仑的 政治主张相斥，这种“原始的”意识形态学说并不受当政者欢迎。由此，“意识形态”概念被贴 上了“非科学”的标签。其后的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站在与拿破仑相近的立场上理解意识 形态，直到列宁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描述性概念。 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意识形态研究的早期阶段，意识形态问题也从来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甚 至可以说，现代政治史就是一部意识形态发展史。自近代以来，自由、民主等社会价值观开始作 为市民社会的武器抵抗来自国家绝对权力的强制控制，各种资产阶级原则也被作为基本人权确立 下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体系甚嚣尘上。现代政党最早只是持相同政见 的政治家的松散团体，但是随着选举政治的到来，政党开始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并逐步完 善自身的组织体系与动员能力，通过吸引选票的方式谋求国家政权。执政党获得国家政权后极力 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希冀能够获得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因此，意识形态 在以选举政治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处在政治发展序 列后发位置上的准现代国家而言，意识形态建设既要维护既有政治结构的稳定，又要推动政治体 制的革新。处理好意识形态的维稳功能和革新功能之间的张力，在转型国家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可以体现为以下几点： 是为以政党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提供合法性支持。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建设是 一指一系列现代政治原则在国家制度中的完善过程，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制度和文化的整合过 程。张静认为，国家建设并不仅仅涉及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更在于一整套新的现代治理规则 的确立以及国家权力角色的变化。＿３ 意识形态体系建设要促成现代政治原则在制度领域的实现。 为此，探求符合现代政治规律的意识形态基础十分重要。韦伯认为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途径之一是 纯粹主观的方式，如感情、价值理性和宗教。每一个权威系统都存在一种与之适应的信仰体系， 这种信仰体系构成公民服从统治的意愿，从而形成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不可能回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高度结合是中国国家 建设的基本形态。一方面，执政党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体制资源是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物质基 础；另一方面，一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制度弊端也成为国家政权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要长期面对政治发展中的执政党角色冲突问题。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显然已 无法为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提供有效的合法性基础，如何推动中国产党的现 代转型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就要认 真审视并反思自己的“历史前身”，不断试探原有意识形态体系的底线，寻求新的理论创新突破 点，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与角色，既不能丧失原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基础，又要对社会领域的多 样性要求做出灵活反应。对于执政党而言，就要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推动和引导下，转变自身作为 现代政治主体的运作方式，重新思考党权与政权、公民权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执政合法性基础 的转变。为此，新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在内容说辞、论证方式和传播技巧方面做出变革。 二是形成制度精神与原则，指导公民的社会行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制度是 ４４ 社会规范与约束的凝固化。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意识形态并不是僵化的和固定 不变的观念体系，而是对社会现实的动态反映。制度形成的目的在于指导与约束社会成员的行 为，并通过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有效性，继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体系。在当代政治行为者 看来，政治制度的设定与实施体现政治偏向与利益。为了保障政治制度的民间认同，政治行动者 往往赋予制度以唯一权威、有效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谋求独享对这种意义体系的解释权。从意识 形态的内部结构来看，意识形态除意指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终极关怀外，同样可物化为具体的公 共政策偏向。因此，意识形态理论体现了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与原则。意识形态理论不仅 赋予制度精神原则以意义系统，而且提供制度发生的渊源解释与未来发展判断，进而使得社会行 动者可以预期自身行为的后果。我们可在发达政治体内发现不同时期制度变迁的继承性特征。 三是形成社会认同机制，促进社会整合。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方案始终要面对超大型社会 的整合问题。在近代出现的一系列现代化方案中，党治国家原则以其优越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 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选择。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将现代化“组织起来”的话 语要求转化为政党领导话语体系，＿４ 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中有效地消解了社会多样性所潜在 的冲突可能。然而，应看到，这种整合机制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效支撑下通过人为消灭阶级差 别，追求经济平等来实现的。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则是依靠政党自身的控制机制，通过全社会 范围内的群众运动，在不断的阶级斗争“仪式”中塑造出来的。革命型意识形态体系在面对改革 后的中国社会整合需求时功能失效。扩大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和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同长期 存在的民族差异、文化差异以及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政治认同与社会整合的难度。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变化了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归根到底，中国意识形态领域 内的变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并在稳定中实现政治渐进发展。 意识形态建设要建立在利益调 节而非政治立场判断的基础上，关注公民权的维护，灵活处理新旧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 事实上，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和社会整合任务的艰巨性，不仅是由超大型社会所具备的多重 复杂性这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还与原有意识形态体系的价值感召力下降关系密切。因此，我国的 意识形态建设面临通过转型重新获取公民认同的问题。公民对特定意识形态体系的认可是综合性 的，既是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内容说辞、话语符号、规则体系和意义系统的支持，又是对其论证逻 辑、传播方式、解释模式和评价机制的肯定。从此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体系只有在解决了公民的 政治认同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社会整合目标，自身才能获得公众的系统性支持。 二、转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建设面Ｉ临的是一种转型任务，即改革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容结 构及外在条件以适应并指导新兴社会的发展，而非一种置换性或局部调整性的任务。当今中国所 面Ｉ临的意识形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苍白化、空洞化，无力取得民众广泛认同。这首先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 转型特征决定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肇始于思想领域的解放，但是随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逐 渐呈现出保守性特征，并且极力寻求自身与革命性意识形态的价值关联，从而难以把握社会领域 的深刻变革并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存在。这使得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事 实上，目前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只是舍弃了革命意识形态中的激励成分，保留了其中与政治权力 紧密相关的概念体系、话语结构甚至是论证方式，创新了社会主义对于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重 新解释。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状况，缺乏彼此间的支持，这 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虚假性统一”－ｏ 割裂了意识形态的说服基础。冲突性的意识形态结构导致 公民的无所适从感，从而造成理论解释力的缺乏。 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苍白化表现还与改革以来经济逻辑的推进有关。经济市场的改革使得社 会行动者愈来愈重视经济绩效，扩张的科技理性挤压了人文理性的生存空间，社会行动者对当下 ４５ 利益的关注必然会冲淡他们对于其它价值的追求。意识形态建设越来越受到理性追求者的漠视， 甚至是采用一种抵触性情绪怀疑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助长了各种与意识 形态告别的观念，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由此兴起。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缺乏利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当代现实、解决社会问题的勇气与魄力，使得主力意识形态内容空洞、套话连篇、论 证无力，难以抵御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冲击。 二是主流意识形态除了内容的空洞化以外，其传播方式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灵活有 效的传播方式是特定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基础。然而，当下中国的主力意识形态的宣传传播体制 并没有突破既有框架。在否定了群众运动式的激进传播方式之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依然热衷 于依靠既有的党治资源和政府体系从上而下进行灌输。意识形态宣传带有明显的层级下达特征， 行政性色彩浓厚，没有形成网络化的宣传结构。而意识形态宣传所依赖的传统媒介并不是民众信 息来源的主要途径，继而缺乏与民众的交流互动，使得传统媒介呈现出封闭性特征。缺乏开放的 媒介宣传难以关照社会的动态变化，因此不能成为民众表达利益的平台。 为了解决目前所存在的低效现象，许多意识形态宣传开始表现出一味迎合受众甚至是讨好部 分受众的趋势。合理的意识形态宣传应该将国家的“灌输”目的同公民的个人追求结合起来，也 就是说，意识形态宣传并不能采取简单的外部灌输方式，不考虑接受者的多样差异，而是将意识 形态内含的阶级性话语解释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共同标准，使得差异性的公民追求同意识形态价值 要素相联系，无形之中增强意识形态的认同效应。为此，意识形态宣传策略的选择应该以公民为 取向，增强公民对于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而非强制灌输或一味迎合。 三是中国当下社会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竞争性关系，缺乏整合机制。社会意 识形态反映社会成员的多样性需求，意识形态的价值内容可能是冲突性的，代表了现实社会中客 观存在的利益冲突。主流意识形态力求取得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意识形态发 生联系。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协调冲突性的社会价值是其能否取得广泛认同的关键，后者力求 通过宣布自身为“主义”的方式影响政治进程。应该看到，这种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是能 否有效解决各种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充分整合多样的社会价值，社会意 识形态是否具有制度化的补充主流意识形态的途径。 应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是绝然隔离的，前者也内在包含了后者的某些 价值要求。但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价值应该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从而超越社会意识 形态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呈现出极端化倾向，彼此缺乏对话与妥协。新左派 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中丛生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极力要求社会公平正义，强调维护社会底层民 众利益，遏制资本成长逻辑。新自由主义反对新左派主张的政府权力干预，强调市场因素的自主 生长以及市场行为者的经济权利。但是新自由主义难以解释和有效处理中国的分化现象，往往成 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知识话语。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始终没有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由 于自身的衰落状态，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力图通过 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保证社会价值的实现，而后者却无力解决冲突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状 态。正因为如此，社会意识形态开始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地位，两者形成竞争性关系，主流 意识形态无法整合社会意识形态资源，社会意识形态也无法补充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 三、转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意识形态不仅是解释世界的一整套 理论，而且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创造性意义，他在批注李达《社 会学》著作时第一次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 会”ｏ［８］２１０中国共产党将意识形态建设同政党的政治活动相联系，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 ４６ 意识形态体系。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结合社会现实状况不断丰富自身意识形态体系的内涵。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是成功的。但这一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呈现出明显 的僵化教条特征，缺乏宽容性，抑制了多元思想。“改革以前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由一系列特定的 理论概念符号，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群众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等概念，彼此 联结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内部的每一个基本概念符号，都受到其他概念的支持。这 些概念之间的相互紧密依存、补充与制约，在逻辑上形成一个凝结硬化的板块。”＿９ Ｊｌ 革命意识形 态特有的保守性和激进性无法为经济建设提供支持。为此，中国共产党果断开始思想领域的改 革，并以思想解放推动改革进程。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改革并没有抛却其基本 价值理念，而是对一些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改革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已突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 设定框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逐渐扩大，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将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压 力。 为了重构更具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原则，认真考察国家与社 会、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等因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包括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目前学术界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困境障碍、路径选择和现实基础进行了大量研究。大部分学者 都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依次呈现出革命型、发展型和和谐型三大特征。 这些划分大多是对意识形态建设阶段性特征的描述，并没有试图寻求某一内在的联系机制，并以 此机制来揭示意识形态发展的政治学内涵。萧功秦认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是解决执政党的执 政合法性问题。为此，他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为分析机制，认为建国后中国的意识形 态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平均主义的理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计划经济时期；第二阶 段将经济与发展的实效，以及对经济发展、安全、富足与稳定的追求作为合法性基础；第三阶段 从追求发展实效，转向对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全民族认同的信仰价值的追求。 在中国，政党因素是理解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但执政党并不是单纯因素，必须要通 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分层次的。“在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思想或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即作为领导核心的政党意识形态；二是 与国家生活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三是与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１０］三个层次的意 识形态分别贯彻合法化原则、理ｌ生和公平原则以及共识和多元原则，分别承担确立政治方向、实 施公共政策、促进社会整合的任务，并且有机构成合理的意识形态体系结构。 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党意识形态要遵循合法化原则，即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提供理论支持 和逻辑论证，确立思想领域的正确方向。一是政党意识形态要坚持阶级性。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 本质，政党依靠阶级性意识形态来确定原则以及目标。但是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排外性，执政党要 不断实现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并以党的意识形态创新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意识形态是政 党政治生命的灵魂。二是政党要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地位，而领导权的实现依靠党的理论的先进 性。三是政党意识形态不能直接指导社会发展，必须先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的任 务在于确立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方向，并通过感召力和吸引力巩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国家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最终落脚点，要遵循理性原则和公平原则，并将理性公平的 意识形态理念转化为制度精神，通过制度化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的良性治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 要体现国家的独立性特征。国家意识形态不能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概念工具，而应维护公共利 益。国家的独立性原则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中立性色彩。二是国家意识形态要包含法治、公 平、正义等观念，体现理性与公平的现代治理原则，国家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 社会意识形态与日常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要遵循多元和共识原则，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 一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多元体系，包括宗教、社会文化、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因此，它应该是 ４７ 包容性的，体现社会领域内的最新观念变化和思想动态。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冲突性的，但 是要努力寻求价值共识，学会妥协与对话，并通过取得共识整合多元社会。当前我国社会意识形 态领域存在的纷争现象，事实上是世界体系内国家意识形态“冷战”移师中国的产物。由于在官 方意识形态之外，缺乏一种能够内化于人的血液、上下都能够接受的社会观念体系，中国社会才 经常性地处于一种左右两种观念对峙的状态。 三种意识形态的分化与有机统一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应该看到，国家、政党与社会在现 代政治治理中承担不同的责任，也存在着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为了避免冲突，三者就要通过意 识形态建设来合理审视自身的行动准则，约束与限制行动的范围。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意识 形态体系建设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在维护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基础上开 放容纳更多社会观念，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化解矛盾、正向引导的价值功能。 四、结语 有效析分三种意识形态层次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陛问题。我国之所以面临严重的意识 形态危机，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主义一国家混合型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的独 立性不足，而与冲突性的各种主义相结合，导致上层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 会分化。 在笔者看来，三种意识形态拥有不同的功能，应该实现三者之间的功能整合，塑造合 理的意识形态结构。一种主义一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就会呈现出逐渐保守的趋势，国家意识形 态潜在的保守性需要由党的理论创新和社会多元思想压力来克服。意识形态要坚持党的领导，意 识形态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党的理论创新，而党的理论创新来源在于社会多元思想的共识，社会多 元思想共识的达成则有赖于理性公平的国家政策的实施。 参考文献： ［１］陈学明．我们今天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Ｊ］．哲学研究，２００２，（２）． ［２］俞吾金．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７，（３）． ［３］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陈明明．危机与调适性变革：反思主流意识形态［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０，（６）． ［５］朱光磊，于丹．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双重挑战与政治稳定［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０，（３）． ［６］侯惠勤．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反思［Ｊ］．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３，（３）． ［７］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Ｎ］．联合早报，２００９—０３—１７． ［８］毛泽东哲学批注集［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９］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Ｍ］．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ｏｌ林尚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Ｎ］．学习时报，２００６—１２—１８． ［１１］杨光斌，曾毅．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与因应之道：兼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总体性检讨［Ｊ］．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４，（１）． ［１２］尹保云．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ｒ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０６２１／００／８７５７９１—３４３０６４０５．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０—０６—２１． 责任编辑：王升平 ４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