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楚元王传》载刘向父祖刘德（与河间献王同名）、 刘辟ｑｉáｎｇ＠⑥俱精于黄老术，黄老是刘氏家学，刘向《说苑》开卷便是《君道》、《臣道》两篇，这是黄老学探讨的中心问题，其《君道》篇两处引用河间献王的话，来佐证其人君应“无为”、“博爱”和“任贤”的主要观点，一则曰：“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另则曰：“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河间献王关心生民疾苦，祖述先王仁政思想，宜其于《孟子》、《老子》深有会心，在民本意识上，他们殊途而同归。
《汉志》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指出其来历：“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毛公《诗》学，自谓子夏所传，且为河间献王喜好，此种喜好当然也并非为学术而学术，此不过是投合了刘德心意，是他为挣脱集权牢笼而进行的整个学术建构的一部分而已。然则《毛诗》于七十子之徒和《荀》儒之左袒、右袒，已昭然若揭矣。
二、在“去圣未远”定位下对《毛诗大序》的重新解读
《毛诗》的作者问题，当以《汉书》叙述最为可信。《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再加上前引《汉志》毛公“自谓子夏所传”，则对于《毛诗》的承传已经大致交待清楚了。然后出的几种关于《毛诗》渊源的说法却与《汉书》有异，如郑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据《汉书·儒林传》，传《鲁诗》的申公曾见过汉高
祖，传《齐诗》的辕固生为汉景帝博士，而传《韩诗》的韩婴是汉文帝博士，《汉书》中的毛公是武帝时代人，要为《毛诗》争地位，所以郑玄才在小毛公前再设一大毛公，如此在时间先后上，《毛诗》与三家《诗》就至晚也可并驾齐驱了，其用心盖在此乎？吴人陆玑《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此说因为看到了《毛诗序》和《荀子·乐论》有文字重出者，所以在其承传谱系里，既有子夏，又加进了荀卿，然而《荀子·非十二子》对子夏颇为鄙视，若荀卿接受子夏《诗》学，则明显存有矛盾，薰莸不同器，这只是陆玑的杜撰。至于《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卫宏从九江谢曼卿受学《毛诗》，因作《毛诗序》，对此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均有驳议，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论《诗》，引叶梦得说：“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余矣。”此说最为公允，卫宏只不过是《毛诗》承传环节中之一人而已，毛公于《毛诗》的承前启后地位不容抹杀，后出于《汉书》的各种说法，并无可信的依据。
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和魏源《诗古微》的结论，似乎《毛诗》与三家《诗》并无大异，倾向于认为同出乎荀卿，这是错误的。《汉书·儒林传》说申公传《鲁诗》，其学风“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训故与传在经学中性质有别，前者偏于文字语言解释，而后者是义理阐发，申公“亡传”，说明其学术属于前者，最具朴学风格；而《齐诗》和《韩诗》作传，则近于后者，借以发挥各自的政治见解。《汉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这说明，在班固时代，三家《诗》区别就很大。现存的《韩诗外传》荟萃诸子杂说，虽多有与《荀子》文字重出者，但是身值文帝朝，还处在集权政治初期，韩婴尚能够正学以言，其立场与帝王派的《荀子》有别，不能说它秉承了荀卿之学。因此以鲁、齐、韩、毛四家《诗》均出自荀卿，这样的观点似是而非。
既然《毛诗序》出于河间献王诸侯国毛公之手，而且其学术倾向与武帝政治背道而驰，解读它时，就找到了定位的指南。《毛诗序》在君权面前尚不没其早期儒家风骨，全祖望《前汉经师从祀议》说：“毛苌深得圣贤之意，河间献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群。”[3] 谓之原出于子夏，此是可信的；然而，韩愈《读荀》谓圣人之道“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实这个“黄老”的过程至晚也应追溯到战国时齐稷下学宫，年代绵邈，圣绪坠失，因此虽有精神的相通，却并不能指实《毛诗序》文字纯出乎子夏师教，《论语》里有子夏与孔子谈论《诗》，并蒙赞许的记载，这是托名子夏的重要原因，犹如扬雄《法言·重黎》所谓：“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
但是托名子夏却也意味深长，战国时期，儒学内部有法先王和法后王之争，同样都是托古伎俩，孟子法尧舜，只是反对言桓、文之高论，是出于其仁学思想和性善论；而《荀子》却兼法先王和后王，这与其刑名倾向和实用主义是一致的。孟、《荀》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究其根本，乃“非帝王派”与“帝王派”的对立。（注：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对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划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这对战国时代诸子研究也有启发意义，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从战国末年乃至汉初，依《史记·吕不韦列传》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荀》学及其门徒李斯、韩非思想几为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托名子夏，表面是复古，实质还是孟、《荀》斗争之延续，“子夏”成为代表一种立场的符号，河间献王利用学术，表达了非主流的藩国对中央政府的抗争，这也启发后人应回到孟、《荀》针锋相对的语境中来理解《毛诗序》。首先应考察《毛诗序》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在汉代，《诗》是儒家经学，黄老则属于道家学派，但是在战国时代，兴盛无比的齐地之学通贯两者，班固《汉志》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儒道两家本无明显泾渭，稷下黄老学影响至为深广，如孟子虽不曾列名稷下先生，但是其言论大都以趋炎附势的稷下先生为论敌，扫荡“齐东野人之语”对孔子学说的编排曲解，其《离娄》上说：“孟子曰：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君臣互报，而对君之爱民，表示更急切的要求。荀卿曾“三为齐稷下祭酒”，其《君道》和《臣道》关于君臣关系的表述，就与孔孟大有不同，与《淮南子》的《主术》、《缪称》和《说苑》之《君道》、《臣道》更是道不同不相与为谋，偏于维护政治秩序，而人性的遂长才是有序政治的真正意义，对这一点《荀子》在帝王派立场上自然是有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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