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帅范大 ： 、 报（人义 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第５４巷第６期（总第２２７期） ＩＯＵＲＮＡＩ ＯＦ ＳＩＩＡＮＩ）ｒ）ＮＧ Ｎ（）ＲＭＡ１ Ｌ－ＮＩＶＥ｝｛ＳＩ １’Ｙ（Ｉｌ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９ Ｖｏ１．５４ Ｎｏ．６（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２２７）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郭学信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２５２０５９） 摘要： 宋代罡一 ‘与士太大其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求 的文／＼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Ｈ殳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 睦嘎思潮的誊竹，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 宋代意识形惠豉域中 、怫、遁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 选出世远世和遁隐的楠神孵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 内心情惑的体骖和对 淡闹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 式 关键词： 术代；士大夫；吩逸思潮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４６—０６ “穷则弛 身，达则』 济灭下” ，这 界却少仃系统的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 足 …ｆｉｌ‘代『－夫人 ● 身处ｊ｝｝卜经常采朋的两种人 究的基础Ｌ，对宋代十大夫隐逸思潮兴盛的原因进 Ｉｉ策略。术代足 个砸义抑武、优待义ｌＩ：、“ 上火 行系统的探析。 火共瀹 卜”的叫‘代，文人０：大大扶得』，前所术有 的政治地化，所 “今 Ｊ¨人，大牢以义辞进。大 ，义 也；近侍之 ，艾【：也；钱 之 ｆＪ，文：：Ｌ也；边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首先与宋代冗官、 防大帅，义ｆ：也；人下转运使，文Ｉ：也；知州郡，文 闲官政治紧密相联。 也” 。 这样唰ｒ历史境趔卜，术代的文人 ｝ 大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官制山于滥封、滥赏以及科 火按 说 陔 ｊ月 种远离 的生活追求毫／１ 相 举取士制度的发展而表现ｆｈ冗滥不堪的特点。北宋 ｆ，然而ｍ寅并ＩＩ：￣ｕ此 现支 活 ，术代文人士 建国初期，由于官、职、差遣分离，官僚机构就已出现 大大一 ‘ ＆观』 强烈的“什以行道”、“修齐治平” 雨复设置、官无职事、铝与实异的弊端。而后不断发 的入 精子ｌｊｊ， －力．『ｆ ＩＪ又处处凝絮符一股 Ｌｆ１、邀 展的科举取 上制度，使宵僚数Ｉｊ急剧增长。据著名 、 ＩＩ１：的思翘 ，ｉｌｔｌ ｆ 种ｆ１ｉ『所术仃的隐逸心潮 宋史专家张希？Ｉ１ｊ＝教授统计 考证， 来通过科举取 他们虽身 位，却心怀Ｉ｝Ｉ林，钏 悄－『 隐逸生活，视 士１１５４２７人，平均每年３６１人，这个每年取 Ｉ：人数 隐身！ｌＩ林、远离个 为人，ｊｉ之尔。这／ｆ 仪表现拒义 约为唐代的５俯，元代的３０倍，叫代的４倍，清代的 人｝？大大的诗义创作ｆｆｌ， 父抒发隐逸情怀、表达隐 ３．４倍，大人超过＇厂脚及 、明、清的取十人数。对 逸意绪的作 炽 一时， ｉ『 －体脱存 精牛活巾 于屡考不一中、年老尤成的举人，皇帝还经常给予“特 他们处处效仿隐ｆ ， 性逍近，放浓ｉｆｆ水，心情忻退， 恩”或“特套名”赐予 Ｉｊ身，而且所取人数 多，有宋 ， ｆ 闲适， 尚以隐逸义化乃 趣的汹脱闲远的人 一代竟达５０３５２人，平均每年１５７人，占整个贡举取 ｑ一境界。仃火术代 大人隐逸思潮的表现，学界多 十人数的４５．８％ 。除科举取 ｝：外，门荫补官制度 仃 释， 埘 ：宋代卜夫人隐逸心潮必盛的原因，学 也是宋代一晕要选官形式。在宋代，门荫补官不仅 收稿目期：２（）（）９—０２～∞ 作者简介：郭 ： （１９６卜 ｊ， ，…尔州远人，聊城夫 史文化 院教授。 ４６ 范围广，而且极滥。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宋冗官冗 实宋代这种因“官滥员冗”而“守候差遣”的局面在 仁宗时期就已十分严重了，以至于苏轼在进策中有 “一费》中这样指出：“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 宋代之滥者。……一人人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 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 ｌ（卷＿２ ’在 当时，级别较高的官员，每年都可以“恩荫”一子为 官三人共之”的说法，“以为居者一人，去者一 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Ｌ１少，闲居之日长，而 士大夫至于冒法。况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 耶” 叫‘卷 。当时“在京官司有一员阙，则争夺者数 人” ¨割 。由于“入仕门多，得官者众”，以至于 官。恩荫时不限才愚，不限年龄，往往襁褓中的婴儿 也得到官位。仁宗皇祜二年（１０５０年），何郯上奏 日：“总计员数，上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荫得官 及他横恩，每三年为率，不减千余人”＿５。‘糊 。恩荫 许多官吏要想求得实职必须“得替守选一二年，又 授官待阙一二年” ‘ 答手诏条 事 。北宋末年至南 得官者，不可谓不多矣。另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权 的阶级基础，宋政府还通过胥吏出职方法，广泛吸收 地主阶级的成员参与统治，甚至还允许用进纳买官 的办法获得官位，正如宋徽宗大观时有人所言：“非 特富商巨贾，皆有入仕之门，但人有数百千轻货以转 易三路，则千缗之人为有余，人人可以滥行命服，以 齿仕路，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 之。”［ ］‘《职官》 这样，通过科举、恩荫和其他途径 入仕为官者不断增加，使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冗 滥不堪，形成“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 儿袒 的局面。据包拯在《论冗官财用等》中统计，宋真宗 景德、大中祥符年问，文武官总计９７８５人，至仁宗皇 佑元年，内外官增至１７３００多人，“较之先朝，才四十 余年，已愈一倍多矣” ｌ（巷ｌ’。司马光在《论进贺表 恩泽札子》中指出，到仁宗嘉｛；占八年，官吏已是“十 倍于国初之时”＿８Ｉ（椒 。宋室南迁后，宋朝疆域虽然 减少了五分之二，但冗官滥吏，较之北宋，却有过之 而无不及。 闲官与冗官是紧密相联的，宋代官僚机构的冗 滥不堪，势必产生大量闲官，使许多人有官位而无职 事。在宋代，像那些“自系闲居，别无之职事干 预”＿６ 的闲官比比皆是。首先由于宋朝官、职、差遣 名实不一，因此有些官吏只知拿官俸而没有具体职 责，如《宋史・职官志（一）》中所说：“中书令、侍中、 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 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 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 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而冗 官的大量存在，更是使宋代出现“员多阙少”的局 面，以至于“有一官之缺，延颈望迁者众” ］‘ 省官 ， 候补待职的现象非常严重。哲宗时御史中丞李常有 言：“臣伏见尚书吏部四选官共三万四千余人，入流 名品几七八十数，官滥员冗，无甚於今。窃以内外阙 次固有常限，入官注拟浩然无穷，守候差遣，须近二 年方得一阙，交承期限，复又二年有余。” 儿 ” 其 宋一代，这种情况愈加严重，绍兴七年，中书舍人赵 思诚甚至断言：“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是十 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有 三十年不得调者矣。”Ｅｌ２］ 卷 《选举志》 显而易见，宋代日益加剧的冗官闲官政治，无疑 大大增加了文人士大夫候补待职的困难。既然仕进 还要经过如此激烈的竞争和漫长的时间等待，何不 淡化用世情结，以归田、退隐的心态和形式为自己营 造一个超然独立、闲适宁静的世界。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也与宋政权对文 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 宋代虽然实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 官政治，广大的文人士大夫成为与君主“共治天下” 所依靠的主要对象，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宋代士 大夫却处处受到统治者的牵制。了解宋代政治制度 史的人知道，宋代统治者文治靖国的方略是“以防 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 制”＿５＿（ ¨，把“防止前车之鉴的复现”作为“设防立 制的立足点”＿ｌ 。太宗曾对侍臣说：“国若无内患， 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 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 王合当用心于此。”ｌｌ ｌ（ 此话道破了宋代内政设施 的核心。著名宋史专家邓小南教授对此分析指出： 当时内政设施的核心，在于防弊；而君主所警惕的 “内患”，首先是指有可能发生在臣僚中的“奸邪无 状”。而这一后世统治者“谨当遵承，不敢逾越”的 法度，成为两宋三百年问历代帝王尊崇不辍的治国 原则。建立在“专务以矫失为得”原则基础上的宋 代中央集权制度，便体现了这样的治国原则，“政权 之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 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 百官问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以致构成为专制政 权的离心力量；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割据势 ４７ 力；等等。”ｌｌ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宋代统治者采 取了“上下相维，轻重相制”＿ｌ 的策略，以加强对臣 僚的控制。其主要措施是加强了台谏官的权力，利 用台谏官对臣僚进行有效的监督。作为“人主之耳 波流无定之宇。”ｌ１ ‘ ’ 在上述政治格局下，宋代士大夫仕途不畅，兼济 之志难以实现，他们动辄遭到攻讦、弹劾、贬官、免职 或流放，常常是“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 矣”ｉ ＿（卷２’。有宋一代，文人上大大大都经历过贬 谪、流放之苦，像曾布入仕后，“流贬镌废，略无虚 日” ｌ ２ Ｊ‘ 曾布传 ；秦观则有“岁七官而五谴” 的经 目”，宋代台谏官享有种种优待和特权，如苏轼所 说：“祖宗委任台谏，末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 即超升，而无官长。”；挖㈧苏轧Ⅵ勃 其中所讲的“风闻”， 即是台谏官的重要特权。所谓“风闻”，即“风闻言 事”，是指台谏官可以将那些道听途说而未经过证 历。范仲淹入仕后，曾在八九年的时间内连续三次 被贬，被时人称为“三光”。王禹傅一生也是仕途坎 实的情况或传闻上奏给皇帝，以此对官员进行弹劾。 台谏官行使风闻言事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大到“朝 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沦之”，小到“专务择人阴 私莫辨之事，以中伤上大大” 圯 ‘ 刘沆传》）。当时执政 大臣“畏忌人吉，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 随辄屏去” ］‘娜 。另外，为了使臣僚之间相互牵 制，有效控制朝政，宋代统治者还实行了“异论相 搅”的祖宗家法，提倡臣僚之问存在不同意见，以使 其“各不敢为非” 。在这样的情势下，宋代士 大夫因“台谏论列”或“异论相搅”而遭到弹劾、贬 官、免职的人举不胜举。 与宋代“异论卡Ｈ搅”的祖宗家法相关联，文人士 大夫内部的斗争即所谓的朋党之争也是非常激烈 的，并且“在宋代已成为士大夫政治文化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 。 关于宋代的朋党之争历经时代，学界一般看法 认为始于北宋仁宗初年，中经庆历党争、熙宁至绍兴 时代党争，至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宋之党争又 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可以说几乎与整个宋王朝相始 终，其存在的时间之长，为其他王朝所罕见。宋代党 争虽然主要是凶理念、政见和思想的不同而分化，但 在斗争中，往往变成统治阶级内部拉帮结派、相互倾 轧的工具 特别是“北宋后期，从朋党之防到党籍 之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当时所谓的‘朋党’，经 常犬牙交错，并不是珍域严格的团体，ｌ而是适应政治 斗争需要产生、人为推崇的‘派别”’。由此不难设 想，“作为政治利益的群体，‘朋党’范畴之不确切， 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 动，调动群体问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 争” 。事实亦正如此，党争不仅造成了宋代文人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分化，而且亦造成了“士大夫自 相倾轧” ＿（卷２㈣、党同伐异的局面。诚如王夫之所 说的那样，宋代的党争，“ 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 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 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 ４８ 坷，八年之中三次被贬，故在其作《三黜赋》中，发出 了“一生几日，八年三黜”的感叹。 沉浮不定、变幻无常的人生经历，使宋代士大夫 深感“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志之所不 能” ‘卷 秋声赋 ，“仕以行道”、“平治天下”的满腔 抱负无法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淡化和消解了 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早岁便怀 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２ ］‘栖 之言，便是宋代文 人士大夫在用世之心屡遭挫伤情况下发出的喟叹。 尽管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始终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 的当世之志，但面对仕途的坎坷和无休止的贬谪、流 放之苦，他们往往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远祸避害的心 态和对政治的恐惧感，如苏轼在《与沈睿达二首》中 所言：“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 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 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 已之”［。 ］ ，即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在此情势下， 宋代文人士大夫往往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内心世 界，不仅游心物外，寄情山水，而且出世、遁世的思想 日益抬头。王安石的《偶成二首》诗：“渐老偏谙世 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求田 岂为名”即充分表达了宋代文人士大夫退隐归田、 消极避世的心境，而这无疑源于其贬谪以来远祸避 害的心态。 宋代士大夫隐逸风尚的盛行，也与宋代意识形 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紧密相联。 在中国历史上，儒、佛、道三家学说因其思想观 念、价值体系的不同长期处于相互冲突和相互排斥 的状态，尽管自汉魏以来特别是魏晋时期，儒、佛、道 三家学说在冲突、斗争的同时也出现了相互吸收和 融摄的历史局面，但在宋代以前，儒、佛、道三教基本 上以冲突为主 。入宋以后，与当时中央集权制度 下宽容的政治环境相适应，思想领域逐步形成了儒、 道、佛三教同设并举的历史局面，三教融合的趋势日 益加强，在儒、佛、道三教中出现了一大批积极鼓吹 三教合一的学者。如在佛教学者中，宋初名僧赞宁 认为“三教是一家之物” 。智圆和尚则说：“三教 换心境，从而得到充足的精神支持，保持一种最佳的 生存心态”。又说：“‘涉世’、‘忘世’、‘出世’集中 体现了儒、道、佛三教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处世态 度，而三者的兼备，则可以满足现实生活的个体可能 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或不同的个体在人生不 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文化需 之大，其不可遗也”Ｉ２ 。契嵩和尚更以佛教的“五 戒”比附儒家的“五常”，以自己创建的“三本”教义 对应儒家“三纲”，他说：…占之有圣人焉，Ｕ佛，日 求。” ｕ－这是颇有见地之论。事实亦正如此，在儒佛 道三教融合情势下，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身的协调能 儒，日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 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本为其教者”＿２ ，认为 天下之教迹虽异而“心则一”，缺一不可。在道教学 者中，宋代道士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明确主张 儒、佛、道“教虽分三，道乃归一”。著名道士李道纯 更是主张三教合一，其《中和集》说：“禅宗、理学与 全真，教立三门接后人”，“会得万殊归一致，熙台内 外总登春”；他在《三天易髓》中明确指出，他之所以 要在他的主张中“引儒释之理证道”，就是为了“使 学者知三教本一，不生二见”。在儒者中鼓吹三教合 一的更是不乏其人。有宋一代，以儒者身份而又信 奉佛、道的文人士大夫俯拾即是，许多人往往是既讲 儒学，又出入佛道，并且有的人已经在“通释老书， 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 晁迥传》）。苏轼、苏 辙等儒者所倡导的蜀学公开主张三教合一，如苏轼 说，儒释道虽有所不同，但正如“江河虽殊，其至则 同。”［ ］（卷 。儒者中的另一些人如那些著名的理 学家张载、程颢、程颐等虽然在阐扬儒学的同时批判 佛道，但由于他们曾经出入于佛道多年，因而又颇受 佛道影响，在其儒学中都融进了佛道内容 。像二 程学术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 求诸六经而后得之”＿２ ，无论是宇宙观、道本体论， 还是人性论、修养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打上了佛道的 印记。宋儒正是在大量吸收佛道二家思想学说的基 础上，援佛老人儒，从而建立了一种以儒家学说为主 体，同时吸收和融摄佛道两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 的经学形态，亦即注重发挥经典中义理的宋学。 儒佛道三教融合，使佛道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 的中国文化融合到一起，影响＿『宋代文人士大夫的 处世心态和处世哲学。太虚大师在《佛教对于中国 文化之影响》中指出：“宋明以后之学者，皆以儒教 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以 定三教，相安之分位。”应该说，这种情势的出现，正 是儒佛道三教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的结果。有论者 这样指出：“儒、佛、道三教不同的人生哲学，实现着 一种互补，它可以使士大夫文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或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提高自身的协调能力，自由转 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境遇中自由 地“转换心境”，从而向世人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和行为方式。儒家“仕以行道”的人世思想使他们 积极有为，以天下为己任，但当积极有为的人世理想 受到客观现实的压抑限制时，其思想行为又会与佛 教哲学中静虑敛心、随缘任运和追求清净解脱的人 生观以及道教哲学中自隐、逍遥、自在适意的文化观 相契合。在宋代士大夫们看来，“个体的生命价值 既可以通过外在的事功来实现，也可以在内心的适 意与自足、自由中去求得，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义务 与追求个体人格独立并非是相互排斥的两极，二者 并不矛盾” 。 。因此，与以前文人士大夫相比，宋代 文人士大夫在身处逆境时更能表现出一种旷达超 然、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 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 的精神解脱自己，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 “ ‘《岳阳楼记》］。其中的典型代表如苏轼。乌台诗 案后，面对仕途上的一次次被贬，苏轼“奋厉有当世 志”的用世精神逐渐淡化，虽然他在政治上的热情 并未完全消解，但此时的苏轼已把更多的内心情感 投向佛道的处世哲学上，成为他身处逆境时遣情排 忧、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尽管苏轼并没有完全堕 入佛道，但政治失意的苏轼无疑“符合逻辑地在艰 难的生活环境中寻找归隐的乐趣，在广博的文化环 境里创造人生的价值，终于把‘归隐情结’的排解落 实在人生哲学、文化实践之上。可以说，宋代士大夫 在儒道释三教融合思潮的影响下，将“涉世”之学的 儒教与“忘世”之学的道教和“出世”之学的佛教进 行了有机的结合，帮助他们淡化或者排解了人生旅 途中的种种忧愁和烦恼，从而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 树立了在逆境中遣情排忧、随遇而安的人格典范。 四 宋代士大夫隐逸风尚的盛行，也源于其自省、内 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 在中国古代社会，宋代虽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４９ 文明发展的辉煌时期，然而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文人 士大夫却失去＿ｒ唐代文人那种开拓进取、外倾的性 格，而变得内敛保守了，呈现出与宋型文化相适应的 封闭、内敛的时代特点。 宋代：ｔ：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是与 宋代衰微不振的 势相联的。宋代立国后，为了防 止唐末五代以来军阀专横跋扈、君弱臣强局面的重 演，宋代统治者创建了以文抑武、沉潜向内为特征的 文治靖国体制，采取了一系列诸如“稍夺其权，制其 钱谷，收其精兵” 等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在 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 虽然建立ｒ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结束 了唐末五代以来军阀专楼跋扈为害天下的局面，然 而从武功和综合国力｝ 看，术代始终没有再现汉、唐 盛 时期那种强盛的向外开拓气势。官僚制度和军 事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冗官、冗兵和冗费，使收入颇 丰的宋代财用匮乏，宋代由此出现ｒ严重的财政危 机和“积贫”的形势；重文抑武，使军帅受制，导致了 军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丧失了抵御外辱的能力。 有米一一代，不仪内忧不断，而且外患频繁，其边境始 终处于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蒙占族等北方少数 民族政权的长期包围和轮番冲击之中。由于宋王朝 长期推行“守内虚外”政策，以及中央权力的过分集 中而造成的将帅无权，因而在对付外患方面显得软 弱无力，总是以屈辱妥协的方式来换得边境的暂时 安宁。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 六中有云：“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 而亡。”像“澶渊之盟”、“宋夏和议”、“绍兴和议”、 “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通过和议，虽然维护 了边境的暂时安宁，但这些不平等条约，既增加了 宋朝人民的负担，义使宋代国势愈加衰微，宋王朝亦 由此形成了“积弱”形势。内忧与外患，积贫与积 弱，如此相互交织，彼此激荡，恶性循环，使宋代陷入 了“内则不能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 内外交 境地。因此与唐代相比，宋代从来没有像 汉唐王朝那样轰轰烈烈地强盛过，始终缺乏唐王朝 那种强盛的向外开拓气派，“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 敛而不向外扩展” 。 宋代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不能不在 宋代文人士大夫心中这面镜子上涂上一层厚重的阴 影，它造成＿『宋代文人ｊ 大夫１９信心的低落，使其失 去＿ｒ唐代文人那种建立外在事功的信心与机会，由 此而产生了保守苟安的心理，以及自省内敛的心态。 诚如有学者所概括的那样：“赵宋王朝从建国到灭 ５０ 亡就没有真正强盛过，一直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 中。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国力的虚弱，使得整 个封建集团再也没有唐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的宏伟 气魄，也丧失了“宁为百夫长，胜过一书生”和“纵死 犹闻侠骨看”的慷慨豪情。时代精神趋向于内敛自 省而不是向外扩张膨胀，士人心理喜深微澄静而不 是广阔飞动。随着几次政治改革的失败，对外战争 的屡屡失利，北宋王朝的覆灭及北中国的沦陷，更加 重了这种向内探求，向精神、心灵纵深处游历的倾 向。理学的高谈性理，大讲居敬守静、正心诚意，既 是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的结果，又转过来推动、凸显了 这种精神。” ” 宋代士大夫１９省、内敛的文化心态和思维路径 由外向内、向心灵深处的转移，使得宋代士大夫更加 注重内心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在审美 意象上，宋代的文人士大夫追求的不再是“醉卧沙 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孰知不向边庭苦，纵 死犹闻侠骨香”【 ‘卷挖 《少年行 ’的豪侠之气和狂狷气 质，而是书斋中的琴棋书画，厅堂宴前的莺歌妙舞， 山水园林中的赏花钓鱼，是“荫长松，籍丰草，听山 溜之潺谖，饮石泉之滴沥” ］‘ 《游槎山水记 的山水之 乐。有学者撰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宋代士大夫的 精神和生活越来越远地离开了汉唐恢宏的境界，而 转入了“壶中天地”；越来越普遍地把世事纷纭看作 “蜗角争斗”，越来越多地把１９己的生活纳入了“庭 院深深”之中。所以对于宋代：Ｅ大夫们说来，“万里 骑鲸背”实在只是渺茫的希望，“不向世间争窟穴， 蜗牛到处是吾庐”才是他们的理想。由之，他们对 闲适生活（诸如金石文玩鉴赏、品茗、琴棋书画、笔 墨纸砚的玩赏著录、花木品赏、诗酒茶食、服饰、风月 等等）的沉溺，以至于把闲适生活视为“事业”而倾 心尽力的构建 。这是颇为公允之论，符合历史实 情。正是这种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情趣，使宋代 文人士大夫们更多地遁入自己的内心情感世界，他 们注重的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人格的完善，寻求的是 个体心灵的解脱和对生命的体验。可以说，宋代文 人士大夫隐逸思潮的产生，是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 寻求心灵解脱的一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由１９省、内敛 而追求淡泊澄静审美境界的表现和反映。 参考文献： ［１］杨伯峻．孟子译往［Ｍ］．北京：ｑＩ华书局，１９６０． ［２］蔡襄．蔡忠惠集：卷１８［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礼，１９９６． ［３］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Ｊ］．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８７，（５）． ［２１］欧阳修．居士集［Ｍ］．北京：中国书店影日Ｊ本． ［４］赵翼．廿二史札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２２］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Ａ］．苏轼诗集：卷６［Ｍ］．北京：中华 ［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北京：叶１华书局，１９８６． 书局，１９８２． ［６］宋会要辑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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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２０５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ａｎ ｅｒａ“ｊｏｉｎｔｌｙ 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ｉｆｃｉａｌ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ｏｒ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ｉｆｃｉａｌｓ ｔｏ ｒｅｓｉｇｎ ｏｒ ｔｏ ｒｅｔｉｒｅ ｆｒｏｍ ｏｆｆｉｃｅ，ｔｈｕｓ ｅｓｃ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ｈｅｒｍｉｔ ｉｄｅａｓ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ｏｆｉｆｃｉａｌ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ｉｆ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ｌｉｑｕｅ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ｗｉｔｈ ｅｓｃａｐ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ｌｏｏｆ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ｔｅｄ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ａｓｔｅ ｈａｖ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ａ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ｙ ｃｈｏｓｅ ｒｅｔｉｒｉｎｇ ａｓ ａ ｗａ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ｆｅｅｄｏｍ，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 ｔｏ ｆｒｅ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ｌｙ ｆａ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ｉｆｃｉａｌｓ：Ｈｅｒｍｉｔ Ｉｄｅａｓ 责任编辑：时晓红 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