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长河唯变不破 烈烈秦风千古可鉴
——读《大秦帝国》有感2800字
孙皓晖所著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在文艺界享有很高评价。该书也被改编后搬上荧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该剧均有评论予以高度评价。孙皓晖先生历时16年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虽是小说,却体现出作家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深邃的历史见解。小说恢弘雄健,通过对政治家秦始皇和改革家商鞅的形象塑造,寄托了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与发现,是一部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精神的作品,历史小说的三个著名原则“以文运史”“以人统事”“以今述古”都在这部书中得以较好体现。近年来,清宫剧、穿越剧充斥荧屏,胡编历史、戏说历史人物大行其道,而这部全景式展现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秦王朝通过变法强国,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最终灭六国一统天下这段历史的严肃作品能够横空出世,实属难得,也给当下文艺界注入一股清流。
一部好的作品,不仅在于有生动的文字,细腻的描述,更在于作品能够给人启示,发人深思,使读者
。
墨家爱人,道家远人的崇高政治理想,法家的学说严酷惨烈,却也现实的多。战国七雄都有过变法,有军事方面(吴起,孙膑,赵武灵王),有政治方面(邹忌,子之),其中有三家启用法家之士进行变法:魏用李悝,所以成战国初期最强盛大国,韩用申不害,所以能以最弱之势存于三晋之中,而最有名要属秦孝公两度启用商鞅实施变法,商鞅的变法最全面、最深刻、最彻底、也最有成效,其最直接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时代的发展,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国富兵强的大国,中原各国的命运为之一变,而深远影响则泽被中华文明两千年。秦国
的改革与其他六国的情况存在鲜明的对比,秦国的胜利也有其历史的必然。
“术治亡韩”。秦韩几乎同时变法,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但秦用法治,韩用术治,一个正道一个邪魔外道,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最终“劲韩”只会用阴谋诡计,可悲,可笑。“内乱亡赵”。秦赵之争一直是战国后期主旋律,长平之战更使得两国仇恨加深。论军事实力,赵国最强,然而战力最强的国家偏偏内乱最盛,其中原因盖赵国史上从未有如秦国商鞅般的变法,“胡服骑射”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但没有触动赵国内乱传统的根源因子,使得这个英雄辈出,唯一能在战力上与秦国一较高下的战国豪强轰然倒下。“迂政乱燕”。燕国有传统,有资历,有天子血统,作为战国最为古老的诸侯国,燕国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和想象的自尊与骄傲,正是这种自尊与骄傲,使得耿直坚韧的老燕人自始至终的坚守周天子的“礼治”王道,然在大争之世,实力才是王道,变法才能图强,燕人迂腐的固守大而无当的所谓“王道”,逆历史潮流而不顾,虽有荆轲刺秦之豪迈,虽有蓟城坚守之惨烈,然终只能毫无悬念的败于秦军铁蹄之下。“失才亡魏”。魏国人才济济,然大部分都西去为秦所用。魏武侯时失吴起,魏惠王失商鞅、孙膑、乐毅、张仪,更不用说其后的范睢、尉缭等人,可谓文武人才失了个全。魏国孕才之能令人赞叹,失才之“能”更是令人咋舌。“分治亡楚”。“兴楚亡楚皆自分治”。楚国分治实属无奈,一则地域广阔,地形复杂,不利于中央统一管理,二是楚国四大世族本就是勾心斗角,除非有国难当头,否则断不会一心一意,于是分治成为楚国权力政治的必然结果。秦国灭楚,楚国实实在在的抵抗了好一阵,甚至让秦国吃到了鲜有的败仗,但是“分治亡楚”的必然性不言自喻,本已无可救药的楚国回光返照一次,又如何能阻挡秦国的精锐之师呢?“偏安亡齐”。拥有雄厚实力的齐国,竟然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就举国投降。齐国有媲美秦赵的军事实力,有稷下学宫的不竭人才,有傲视天下的鱼盐之利,有深受孔孟智慧熏陶的百姓,但因偏安之策却武备松弛,虽有人才,却因偏安之策大而无用,虽有鱼盐,却因偏安之策没有换来惊天财富,虽有百姓,但因偏安之策失却智慧之心,齐国之灭,可谓咎由自取。
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缺陷,不同的是,其他六国没有下决心改革,而秦国却通过彻底的改革来革除积弊。不同的道路确实产生了不同的结局。秦国的改革最终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影响和决定了秦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走向。毛泽东称商鞅是中国四千余年记载中,求其利国福民伟大政治家之第一人。明代张居正对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以法治国方针大加赞赏,并以此为楷模。
固守成规、用人不贤是秦朝走向灭亡的罪魁。秦国成于法治,也败于法治。关键就在于秦国的继任者失去变革的思维,固守成规,使原来好的制度成为禁锢自身的枷锁。商鞅制定的律法,适合战国群雄割据的乱世,不适合统一后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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