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籍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元明清代各1人，大西国（张献忠）2人。
四川第一个状元，是内江人范崇凯，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丙辰科状地及第，大魁天下。
范崇凯“善属文，下笔千言立就”，文思十分敏捷。 其弟范元凯与之齐名，时称“梧酮双凤”。
四川最后一科状元—骆成骧，资州（今四川资中）人。 字公骕。
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状元。
先后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尊经书院。
1895年中进士，殿试置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 .
四川出状元最多的地区，是川东北的阆中。
阆中素有“泰蜀孔道”“巴蜀要冲”之称，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历史上，这里不仅孕育出《太初历》、浑天仪的创造者 落下闳，父子天文学家任文孙、任文公，祖孙天文学家周舒、周群、周臣和历史学家、《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周谯，以及南宋骁将、岳飞爱婿张宪法等历史名人，而且延生了5个状元。
他们是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辛未科状元尹枢，唐宪法宗元初八年（813年）癸已科状元尹极，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已丑科状元陈尧叟，宋真宗咸丰三年（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宋哲宗元祜六年（1091年）辛未科状元冯涓。
“二尹”既是市内的状元街即为他们的故里。
有趣的是，尹枢中状元时年已71岁，9年后病逝，享年80年岁。 尹枢是四川也是全国年龄最大的“古稀状元”，又是四川寿命最
高的“长寿状元”。
“二陈”也是兄弟状元，更是“文武兼备”的状元宰相。
陈尧叟，相貌俊伟，博闻强记，“出典方州，入为侍中，课布帛，修马政，减冗官，有足称者。”他才智过人，久典枢密（军政），能悉记军马之籍。
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人称“小由基”，有政声。 尧叟之弟兄尧佑，进士及第，官至宰相，又是诗人、书法家。 “三陈”皆一代名臣，有“贤相”之誉相传阆中市内的三陈街即因他们而得名。
四川先后出了4个状元宰相，除“二陈”外，还有仁寿人何桌和中江人苏易简。
何桌，宋微宗政和五年（1115年）乙未科状元，历任中书舍人、侍讲、御史中丞，他一身正气，历刚直不阿，论王黻、蔡京、宋面、童贯等“六贼”奸邪专横十五罪，被贬出知寿州。
钦宗继位，进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力阻割地，反对与金人议和。 他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开封府（首都市长），旋拜尚书右仆射（右丞相）兼中书侍郎，请以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京城失守。
何桌被金兵俘获，绝食而死，终年仅39岁，后人称其为“忠烈状元”。
苏易简，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科状元，时年22岁。 苏易简少年聪颖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
殿试时，他所试三千余言，援笔立就，太宗赞赏不已，擢冠甲科第一。
易简嗜酒，善谈笑，旁通释典，以文章著名，著有《文盲四谱》、《续斡林志》及文集20卷。
惜于英年早逝，终年仅39岁。
在四川状元中，还有一些诗人、学者、作家，其中”明代第一才子”杨慎，“小东坡”赵逵和南宋豪放派重要作家张孝祥等最为著名。
杨慎（升庵），新都人，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武宗正德六年
（1511）辛未科状元。
授翰林修撰，明世宗时升经筵讲书官。
世宗为武宗堂弟，世宗欲推举生文兴献王，加封兴献帝称号，杨慎等力谏，逍贬，被遣戍云南高昌卫，流放37年，72岁客死异乡。
杨慎自幼警敏，日诵万言，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有“神童”之称。
杨慎流放之余，博揽群书，著述甚丰，有《升庵集》81卷，诗词2300余首，杂著100余种，并行于世。
“明代记诵之传，涉猎之广，推杨慎为第一”，史称“文坛巨宗”。
赵逵，资阳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科状元。 赵逵少时读书数行俱下，尤好聚古书，考历代兴衰治乱之迹，登第后官至中书舍人，刚正不阿，不附权贵秦桧。
他善诗文，高宗尝谓之“文似苏拭”，被誉为“小东坡”，著有《栖云集》等。
张孝祥，简阳人，少有奇才，读书过目不忘，下笔倾刻数千言。 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科中状元后，即上书请昭雪岳飞，为秦桧所忌，在任建康留守时，又极力赞助张俊北伐，被弹劾落职。
后任荆南知府，兴办水利，筑寸金堤，置万盈仓，以储漕粮，颇有政声。
后因病退居芜湖，死于中暑，终年只有38岁。
张孝祥为南宋豪放派重要作家，他的词意豪迈，不忘恢复，景象壮阔，情辞慷慨，有《于湖集》、《于湖词》等著作传世。
另外，还有宋徽宗时状元、《易论》作者冯时行，宋宁宗时状元、《绪云文集》作者浦国宝，均为重庆人，也都是当时四川著名才干。
有趣的是，四川还有个“好运气”状元——即四川的最后一个状元骆成骧。
当时原定状元为喻长霖，而骆成骧列在二甲前列，其卷中对策文中有“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之语。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新挫，此二句八字尤使光绪皇帝深受感动，便
以朱笔圈“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八字，将骆成骧从二甲撰为一甲第一名状元。
与此恰恰相反，四川大文豪苏轼却因“一语失状元”。
原来，宋仁宗嘉柏六年（1061年）辛丑科殿试后，25岁的苏轼写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主考官欧阳修和其他考官的赞赏。
文章提出，刑律与奖赏应从仁爱的观点出发，本着关心爱护百姓的基本思想，采用制法从严，执法从宽的办法，多奖励，少动刑，就可以取得民众的拥护和自觉执行。
他还举例说：“尧之时，将杀人，皋陶（司法大臣）曰：'杀之三（该杀，该杀，早就该杀）。
’尧曰：“宥之三（要宽恕，要宽恕，还是赦免了吧）。”文章主张以教育为主，可杀可不杀者不杀，能少杀就少杀；至于奖赏，则可赏可不赏者，则赏之，这样就会取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经欧阳修和考官们商议，决定取苏拭为状元。
但考虑到在琼林宴（皇帝赐新科迸士的宴会）上，皇帝可能问到唐尧和皋陶的对话，出自何经典著作，怎样回答呢？答不出，则显露试官学说浅薄；答错了，涉嫌欺君之罪。
于是便派参评官梅尧臣去找苏轼落实出处。
东坡回答说，尧是个慈祥宽厚的人，皋陶是个严肃正真的人，根据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想象他们会那样讲的。
梅尧臣听了，气愤他说：“你年岁不大，却胆量不小，太不严肃了。
你怎么能随便地杜撰呢！”结果，苏轼便由一甲第一名状元降为一甲第二名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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