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 (1892年—1972年12月1日)，佛山桑园叶族人。
祖籍为罗村联星潭头村人，其父亲因避“红头军”之乱，才搬往佛山桑园居住。在七岁时，便拜师入陈华顺门下(陈华顺，为南海拳王梁赞的得意弟子，入门前以钱银找换业为生，人称之为找钱华)。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与叶问年龄相差四十岁之多，故叶问也以华公相称，而陈华顺对此年幼弟子极为疼爱，自收叶问为徒后，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技，叶问成为陈华顺封门弟子，各年长师兄如吴仲素、陈汝棉、雷汝齐等，对此年幼师弟，更是照顾有加。华公逝世后，叶问再随师兄吴仲素钻研拳技。
黄飞鸿（1847—1924）是南海西樵禄舟村人，他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位济世为怀、救死扶伤的名医。
其父黄麒英乃晚清“广东十虎”之一，飞鸿五岁从父习武，12岁随父鬻技街衢，尽得家传功夫。后遇铁桥三之爱徒林福成授其铁线拳、飞砣绝技，并在宋辉镗处学得无影脚，武艺日臻精进，稍后，飞鸿随父于广州乐善山房设馆授徒。麒英谢世，飞鸿子承父业成为一代宗师，是当时南派武林中最年轻的.武术教练。一生中，曾先后被提督吴全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聘为军中技击教练。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爱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王羲之小的时候，练字十分刻苦。据说他练字用坏的毛笔，堆在一起成了一座小山，人们叫它“笔山”。他家的旁边有一个小水池，他常在这水池里洗毛笔和砚台，后来小水池的水都变黑了，人们就把这个小水池叫做“墨池”。
长大以后，王羲之的字写得相当好了，还是坚持每天练字。有一天，他聚精会神地在书房练字，连吃饭都忘了。丫环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催着他吃，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还是埋头写字。(经典语句)丫环没有办法，只好去告诉他的夫人。夫人和丫环来到书房的时候，看见王羲之正拿着一个沾满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弄得满嘴乌黑。她们忍不住笑出了声。原来，王羲之边吃边练字，眼睛还看着字的时候，错把墨汁当成蒜泥蘸了。
夫人心疼地对王羲之说：“你要保重身体呀!你的字写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苦练呢?”
王羲之抬起头，回答说：“我的字虽然写得不错，可那都是学习前人的写法。我要有自己的写法，自成一体，那就非下苦工夫不可。”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王羲之终于写出了一种妍美流利的新字体。大家都称赞他写的字像彩云那样轻松自如，像飞龙那样雄健有力，他也被公认为我国历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