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读《权利与繁荣》有感

人力资源管理实验班 陈彤彤

这是奥尔森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在书中奥尔森主要探讨了政治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并谋略回答“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为什么有的市场经济国家贫穷，有的富裕?为什么市场经济不是保证国家繁荣的唯一条件?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经济繁荣?为什么前苏联共-产主义在早期取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而在转向民-主改革、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后不如改革前?为什么前共-产主义国家存在大量的腐败等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要使一个社会“拥有足以带来经济繁荣的市场”的条件是：（1）个人权利可靠、清晰的界定；（2）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离开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不可能繁荣。政府本身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正一反的两重作用，要使政府起到促进作用，就必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出发，建立一个能给予共同利益最大决策权的政治体制。

在本书中，奥尔森区分了不同类型政府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对独裁政府、混乱政府，以及民主政府做了详细分析。他强调:市场型政府乃发展之根本。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利或暴力。而繁荣与人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每个人的劳动创造以及贸易带来的极大收益。只有政府运用权利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下去。而政府不可能不受到外在的影响，故它又是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最大威胁，只有协调好政府强权与个人权利的国家才能走向富强。一个政府即有权利保护和创造居民的个人利益，还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并且他还受到约束不能侵占私人权利，那这就是市场型政府。那么怎样才能建立市场型政府体系呢？在这里奥尔森用了“共容利益”即利益是相互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阻止能够从某个社会获得利益，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受到极大损失，那么这些人就与该社会建立了共容利益关系。若执权者的利益与广大是人民有关，那么他就会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达到互惠互利。

奥尔森通过“罪犯比喻”，从一个人偷窃到黑手党到某个地区固定的窃税，进一步阐述了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匪帮为了获得更大的收入，就要保证他说控制的区域范围内居民的收入稳定，就要保护自己的臣民不受侵害，比如建立制度，提供公共物品，保证居民产出，安居乐业，从而获得自己收益。这就可以类比到政府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产生？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政府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政府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经济学中有两种解释：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政府是社会交易成本得以在节约机制。换句话说，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节约了社会的交易成本。但是政府的存在和权力集中必然导致设租和寻租，也会产生社会的租金损失，正如新体制经济学者所指出那样，不同的制度安排具有不同的效率，不同的政府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区别。公共物品选择理论指出政府存在基础是在于它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这些公共物品是无法通过市场激励有私人生产和提供的。而有些公共物品提供反过来强化了政府以及国家的存续，诸如一些公共物品，他们在本质上有利于民族精神的维护，意识形态的巩固。从提供公共物品的基本职能来看，现在政府都认识到，如果一个政府不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他将会面临危机，因而，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提供足够公共物品，他将会面临危机，因而当代存在一种趋势及政府为了强化自身的存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政府源源不断的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而获得自己生存的合理性及现实性。---（摘自理性、权利与经济繁荣）

那么什么样的政府才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繁荣？

奥尔森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不能通过纯粹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由政府所提供的国防、社会经济秩序乃至环境保护等集体利益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无论是否为此作过贡献，集体成员都能自动分享这些利益。因此，理性的个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拒绝为集体利益花费任何成本，并且个人所作出的贡献愈大，其自愿行动的可能性将愈小。奥尔森认为，面对理性的个人，只有采取“选择性激励”手段才有可能使得 集体物品得以提供这是一种“选择性激励”，正是基于利益的刺激。人们比较 一致的看法是：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

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互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将陷入低谷。”这对理解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经济绩效有着重要意义。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稳定的统治者也会具有共容利益，从而限制自己的掠夺行为，甚至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物品，但其目的仅是为扩大自己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量。我们知道，高投资率可使一国经济产生最大化的效益，但人们投资的前提是确信他们的资本不会受到侵犯，如果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无疑会减少投资，继而减少专制者的税收所得。因此，眼光长独裁者不能制服的法官或其他权力资源。由于这一点及任何独裁者因为权力的动摇或不能继承而有可能会目光短浅，独裁者的许诺从来都不会让人完全相信。”历史上专制者没收财产、拒绝支付债务以及强迫货币贬值以谋私利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而只要专制者预期的执政时间足够短，这些可能性就都可以实现其利益。此时，专制者的激励动机恰如“流寇”，掠夺无度，竭泽而渔，从而破坏经济的发展。奥尔森认为，民主虽然不是促进投资和增长的唯一手段，但能够保护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利，需要持久的民主制度。

经济的繁荣不奥尔森的国家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指导原则服务于产权理论，也使我们对中国实践中的制度改革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社会公众对改革进程的广泛参与，需要提高政府的政治问责性，需要警戒和削弱既得利 益集团的阻挠，需要遏制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再分配掠夺，更需要把握有利的社会契机，加强宪政民主制度建设、完善政府治理结构，保障公民权益不受政府的肆意侵犯，而理想的改革目标就是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社会福利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