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谋国”与“谋身”为何难两全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3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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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7-10 06:05

海瑞曾说过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是对张居正一生中肯而准确的评价，但这番话由海瑞说出，难免使一般人觉得惊讶不解。 海瑞给后世人的印象是刚直不阿，而张居正精于权谋，可两人的结局确实证明张居正“谋身”不如海瑞。张居正积劳成疾不到60岁便亡殁，死后被众廷臣攻击诋毁，被万历帝清算，家产被抄没，长子自杀，其他儿子被发配到烟瘴地面充军，他80岁的老母尚在，目睹这样一番家破人亡的惨剧，情何以堪！海瑞以75岁高龄善终，生前和死后享有盛名，几乎成了500年来中国清官的代名词，包括皇帝在内，无人敢否定他的标杆价值。 谋国奇才 从“谋国”来说，海瑞的功业远不如张居正。海瑞自冒死直谏嘉靖后，声名鹊起，其不畏权势、清廉无比的另类形象牢牢地树立在大明的官场之中，没有谁愿意将这样一个模范典型置于死地，而把自己摆在全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剑出偏锋的海瑞，由于自身近于严酷的道德操守，使他成为几乎无人能攻倒的一尊金刚。但这样的人在官场注定只是一个用来摆设用来宣传的标杆，而不可能掌握实际权力，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他到死也只是一个有*地位而无实权的南京右都御史。 张居正位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顾命大臣、宰辅、帝师三位一体，他所掌握的权力，大明近300年中，没有一个文臣能与之比肩。无论从国防、财政、民生和吏治，他力挽了正德朝后江河日下的颓势，营建了万历初期的繁华，《明史·万历纪》评价道：“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国防方面。隆庆朝时，张居正鼎力支持北方边防最高长官宣大总督王崇古，对威胁明朝北疆最大的鞑靼俺答部，采取羁縻*，封俺达为顺义王，开互市，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已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蓟州把守都城东北的门户，另一位名将李成梁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数次大捷，东北基本平静，女真各部还在相互攻伐，努尔哈赤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建州女真威胁十数年后才显露出来。 财政方面。经过清丈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新增耕地面积182万余顷，比原有耕地增加了35%，自然税源也就增加了。万历五年帝国*银库太仓库收银436万两，比11年前隆庆帝登基时201万两增加了一倍多，兵部管理的太仆寺（总后勤部）当年的岁入银两也超过了400万两，京师仓库所存的粮食足够6年消费。 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民间经济十分活跃。张居正重用了潘季驯，于万历七年完成了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 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懒散推诿的毛病得到了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基本上实现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如果没有张居正变法带来的国力增强，很难想象他死去若干年后，万历朝能打赢宁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规模战争。 皇权制度使良臣悲剧无法避免 这样一位为大明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却不能善终，并祸及子孙，其“谋国”与“谋身”不能两全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是明朝的*制度和*生态使*家在干一番大事业保护好自身和全家之间，有着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皇权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僵化停滞、毫无出路的悲哀。 无论是张居正，还是海瑞，这类起于民间的士人精英，他们无不希望能“治国平天下”，他们的理想亦是千千万万传统儒生的共同理想。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使门第并不高贵的精英，如张居正、海瑞这类人有进入庙堂实现*抱负的机会。 但在皇权制度下，这类精英要富民强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得君”。即碰到一个好皇帝，在明君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励精图治。因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时代，必有君臣和衷共济的佳话。如周公辅佐成王，李世民对待魏征，明宣宗对待“三杨”，所谓“得君行道”。然而皇帝是最靠不住的，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盼明君，可明君在一大帮昏君、暴君中乃属凤毛麟角。即使君王初期信任大臣，最终难免不会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如李斯、张居正等人的下场。对这点，张居正本人在生前已有预感，但为了江山社稷，他说出了“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的悲壮之言。 在只能“得君”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的*生态下，*家的安全和权利保障不依赖于制度而依赖于君王个人，因此风险很大。在这样的*下，得圣眷时犯法违规亦可逍遥，失宠时则小毛病可能被找出来作为整肃的理由，荣辱生死系于君王个人。拿张居正本人来说，当年幼的万历帝以及皇帝生母慈圣太后充分信任他时，他拥有无人能比的权威，用霹雳手段清吏治、财政，得罪了一大帮既得利益者，但没谁敢公开挑战他。在这种除皇帝外没有谁能监督制约他的情况下，他必定会独断专行，必定会因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有时连他自己也没法控制。比如他当国时，举国官僚相方设法巴结他远在湖北老家的父亲，他无可奈何。对他的奉承拍马更是花样百出，人性是有弱点的，让所有人都成为百毒莫浸的海瑞显然不现实。而皇帝信任他时，甚至默许、鼓励他以权谋私，比如他的三个儿子连续两届考中进士，其中有状元有榜眼。身为首辅的他在儿子参加殿试前向皇帝请求回避，不参加阅卷。皇帝明明白白告诉他，先生对社稷功劳太大，无以回报，只能看顾先生的子孙。但皇帝要整治他时，这些又被翻出来，全部成为惩罚张家的理由。 士大夫们“得君行道”的无奈与反醒 *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文化》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宋代和明代*文化的差异。宋代是最优待士大夫的王朝，宋太祖命令后世子孙不许杀一个文臣。所以苏东坡尽管一贬再贬，其生活还是有保障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厉行新法。即使新法被废除，王安石被罢相，他依然可以悠游于林下。宋代基本上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明代的*生态要恶化得多，朱元璋杀戮、侮辱士大夫乃家常便饭，历代皇帝既要用文臣办事，又千方百计提防文臣，君臣的关系很难达到和谐状态，到了末期更是朝野戾气激荡。张居正是整个明王朝“得君”达到最佳状态的大臣，皇帝和太后几乎对他言听计从。连如此之人尚且不能保身后子孙安危，那么整个文官集团还能继续做“得君”之梦么？ 早在张居正之前的正德朝，大思想家兼大功臣王阳明已经看出“得君行道”太艰难，因触怒大太监刘瑾几乎被害死的他，逃到贵州的深山里，经过苦思而顿悟，把实现*抱负的眼光投向民间，从“得君行道”的模式进步到“觉民行道”，即教化众民，来实现*清明，这庶几近于公众启蒙运动了。 张居正的被清算，可看成明朝最后一次“得君行道”、“君臣相得”这类传统士大夫梦想的破灭。以后的东林人士企图用讲学、论政等民间*来影响朝政，但过于急切，平衡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利以及民众权利的全新制度没有建立，矛盾激化后无法调解，终于引发阉党和东林党的大火并，一大批有抱负有责任心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惨害，士大夫集团和明王朝也恩断义绝，明朝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再生也回天无力。 等到清军入主中原后，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先生为代表的明朝士大夫，以“遗民”的姿态总结亡国的教训，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斥君主*的危害，提出君臣是平等的协作关系，以及评论皇权时代的“非法之法”，认为学校应具有公议庙堂是非的功能——近似于现在的议会。这些，只能是遗民们的锥心之得而已，在当时的现实中不可能实现，清王朝对士大夫思想、对民间*的控制已经远远超过明朝。中国人的“明君”、“清官”梦又延续了300年，“觉民”之说遥远得如空谷足音。 在根本的*制度和*生态没有改变之前，张居正这类*家“谋国”和“谋身”不能两全，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悲剧。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7-10 06:06

因为他只明白如何谋一时之国却不明白如何养生（身），更不明白如何谋百年，千年之国（生或身）！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7-10 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