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论谈谈对物感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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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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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5 04:50
"物感"说又称"感物"说，最初是一种自然审美理论，解释人在自然审美中发生的心理反应的原因。天人合一论是它的哲学基础，大量感物抒情的文艺作品和人们对创作的经验总结为物感说的形成提供了感性材料和理论支持。
"物感"说萌芽于先秦时期，发轫于原始初民与自然无意识的往来交融活动中，这种活动不仅使人产生联想，想象等自然审美心理能力，还提供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支撑——天人合一。起初由《周易·咸卦》最早提出“感应”问题，“天地感而万物生”，人与自然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感应，这是物感最初的源头，强调这种“感应”是“气”即生命因素的相互感发和应和，为后世艺术创造的“物感”说奠定基础。物感说真正进入诗学理论始于战国时的《礼记•乐记》，它系统总结了先秦美学思想，首次推出“物感”说。“乐由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即“物使之然”，而《乐记》曾论“物感”的实质是心感，心感的本质是人与物的交互感应，这是一种瞬间的直觉体验，但《乐记》主要是儒家著作，“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乐记》的物感说有一定局限性，并不完整。
"物感"说的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儒学在汉武帝刘彻之后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儒家“比兴”手法用在汉诗辞赋中，出现大量对自然节侯变迁的感怀之作，而且这种创作趋向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此时的中国文学已进入“自觉的时代”，“物感”说突破单纯政教的藩篱，激发文学艺术创造的内涵得到更全面的阐发，“物”已获得的地位、审美价值和意义。如曹植《幽思赋》中“顾秋华之零落，感岁暮而伤心”，强调了感精炼的物赋诗的心理活动，他的“感物伤我怀”精炼的概述了自然物象对文人创作的触兴、起情作用。整个魏晋时期，这种以感物为创作题材的诗人和辞赋家层出不穷，自然变迁感召人心，心受感召而成问的观念深入人心。比起先秦，魏晋诗人们已经进入感物作诗的自觉状态，物感说也自然而然应用到文学上，首先从陆机《文赋》开始，“叹逝”、“思纷”、“悲阔落叶”……文中重点讨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对意、文、物三者矛盾融关的解析，涉及了“物感”活动的深层次问题。大大丰富了“物感”说的理论内涵。
而它成熟却在齐梁时期，对之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刘勰和钟嵘。刘勰对此展开详尽论述，把“物感”说发展到较为完满的地步。其《文心雕龙》之《明诗》中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强调了四季自然景物对人类情感与精神的感应作用，“禀情---感物---吟志”，完善了《礼记•乐记》“物---心（感）---声（乐）”的艺术生成模式，还有“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神与物游”的论述全面而丰富，不仅仅继承了六经和先秦诸子以及时人中的一些观念，而且将那些尚未脱离哲学、道德伦理学领域的，蕴含文学、美学、心理素质的理论表述进行转换，确立了以自然美为逻辑和历史依据的文学本体论，是“物感”说的高级总结形态，达到逻辑上的终点。他还将感动人心之“物”扩展到社会领域，“物”既指自然的环境，又指社会生活环境。同时期的钟嵘对“物”之内容有更为细致的体察，不仅着眼于社会*和自然风物对艺术动机的影响，还进一步总结了个人的生活际遇对促成艺术动机的作用。《诗品行》首句即言艺术的发生源于自然，“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将感人之“物”的内容详细列举，除了社会的变迁，自然气候变化之外，个人悲欢离合的际遇、命运的得失宠辱都能摇荡心灵，激发出诗兴、诗情。至此，物感说理论成熟完备，成为六朝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重要文论之一。
后人继续发展物感说，唐代孔颖达、梁肃、白居易，宋代朱熹、葛立芳，明代谢榛，清代王夫子等均以“感与物”或“感于事”论诗。由此可见“物感”说发展之生机勃勃和枝繁叶茂。
